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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一下，这十年囚禁的生活使吴法宪完成了从官场重返民间所必须的心理过程。
三、讲人话
八十年代在人们几乎忘记了吴司令的时候，他悄悄地回到了人世间。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他究竟掌握多少秘辛，却没有想吴法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文字不一定于政治理论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未必有助于搞清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但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从此放下，坦然以对。他一生一定写过不少检讨，尤其在文革中后期，那时他也许对回到体制内仍然心存幻想。跟党交心其实是什么用也没有的，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关着吴司令除了解密的功能别的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到了时候找个说法，判他一下，也就完了。而对吴法宪和他的家人来说，熬过这段艰难岁月又是何其不易啊！一定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甚至会觉得他能安度晚年已然很幸运了。抛开他的功劳不谈，就算他为这个体系卖命冤不足惜，在盛年独坐十年牢也该是两清而有余。在一个先进的文明社会制度中一个过失杀人犯量刑不过如此，更何况任用他的顶头上司还没有得到清算，再说，他是空军司令啊！也许他是被这个体系踢出来的人，所以他没有很多革命回忆录里那种得胜者的空洞傲慢的口吻，反而显得实在，不必装腔作势，说的都是人话。他的回忆录就是一生最后一份检查，这一次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心平气和一路谈来，讲给他信任的人，留给后代，很多他的党内同僚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这一辈子，值了。
印象里很多记录革命人物和历史的文字都充满了一种虚假的豪情，缺少真实生活中的人应有的感受。用一大堆不走脑子的套话，比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难道国民党、土匪全都是阔佬吗？如果说红军为了穷人打仗，这个谎话不是早就被内战后的几十年饥饿和贫穷戳穿了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暴力语言，也不怕被人利用，坏了“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美梦。搞宣传的人智商低最可恶的地方是把人辨别真假的兴趣都弄没了，见了就烦。
一般读者千万不要因为看了目录便把吴法宪的书甩掉，象“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夹金山”、“到达陕北根据地”，无论从题目还是顺序看了都让人倒胃口，可是看他的内容就不同了，在写到长征进入藏民区一节中，吴法宪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话讲得很实在，细节生动，不仅没有损害军人的形象，还让人觉得他对历史和读者都是尊重的。他们饿得没法的时候，发现庙里的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用水洗完了一煮，很好吃。回忆这些经历还有点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味道，加上过草地时眼睁睁地看着掉队的战友等死而不能救，使长征生活更显艰辛，其痛苦难耐的程度甚至超过激烈战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书里全是他亲历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我看到的是一个机智、有趣对工作有热情又负责任的吴司令。再想到七十年代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他给大众留下的印象，真是觉得世事荒诞。
四、历史
吴法宪自十五岁离家，直到解放后六○年初才回了一次老家，阔别三十年，原先的青山绿水都变成了黄土岗，林子烧光了，河上的木桥也不见了，四处透着贫穷。革命究竟带给这个社会什么呢？他当然没有这么去追问，他的叙述速度就象他的军旅生涯，跑跑颠颠，好象从来也不觉着累似的。可是我却忍不住想，不闹革命，你吴家虽然穷，但祖父靠着给地主打长工还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把婚结了；到了父亲这一辈还能盖六间屋，置三亩地，买头牛和农具，并送你去读五年私塾。闹什么呢？话说回来，这也像做买卖一样，愿打愿挨，谁让共产党把你们都发动起来了呢？想到这里忍不住恨晚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继而恨国民党吏治无能，也恨国父孙中山开了党争的先河，太炎先生批之甚烈，斥其“小器易盈”，“外好内猜”，属市井无赖，这么想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不了解早期红军的历史与错综复杂的恩怨，便不易理解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残酷斗争。同样的道理，不清楚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如何在夹缝中施展其政治手腕并获得成功，便不可能看清蒋介石毛泽东一辈政治人物的毒辣手段和狭窄心胸。但如果这样考问下去，难道我们非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专家才可能做一个具备正常判断力和富有健康心态的现代人吗？答案是简单的，用不着费那么大劲。一个人只要给他生存的条件，允许他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总是会按照他的处境做他认为有利于他的判断，由于人们各自的条件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想法各个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尊重便是一个普通人的健康心态，落实到政治制度之中便是现代社会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大多数美国公民对他们短暂的历史并不精熟，就连时下正在开展的政治活动也未必有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判断主要不是来自于强迫的政治学习，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吴法宪的回忆录提供给我足够的素材，使我把他的生活同我的经验联系起来，尽管我对他的时代以及他的一群人了解还非常有限，但我开始渐渐感到那是可以并且值得理解的了。他摆脱了我们习以为常同时又深恶痛绝的说教，他是政治工作出身的干部，但他书中却没有共产党干部做报告那种自说自话无视听众的粗鲁蛮横。说到底，究竟谁能改造谁呢？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就已非常不易，人的生活那么杂乱，不要说那些文字无法记录的内容，就是可记的也得选择记那些，省略那些。这就看出吴法宪晚年所下的功夫。铁窗生活不是白过的，平民生活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整理过往的沉淀。
我被吴法宪的世界吸引了，尽管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段多么痛苦和血腥的历史，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生活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背叛。我不觉得他在刻意操纵资料，从而获得或者建立有利于他的读者印象。他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么直直地告诉你。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重大的事件，也有那么多次他恰恰处在事件进行的中心。他的叙述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想象。不象那些道听途说的，自相矛盾和漏洞百出的通俗版演义，他的故事单纯，生动，而且前后一致。有很多事件我们是熟悉的，或是听说，或是亲身经历，但是读到吴法宪的故事既不觉得离奇古怪匪夷所思，也不感到重复枯燥，由此可见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流方面的信心和才华。
五、内幕
他描写的逮捕王、关、戚一节，使这一群文革中迅速消失的政治明星更象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人物。印象中以人的姓氏组合用来称呼一组政治人物的叫法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所包含的侮辱、打击和广泛流行的破坏力，也不会对这种既不是灯谜又不是说书的形式感兴趣。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用小爬虫称呼他们，王关戚小爬虫，听着象个笑话，一点也不严肃，也不知道康生是从什么地方提炼出这样的词汇的？没有考证过是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丑化乡绅的时候就是这样动员农民弟兄的？反正总是事出有因吧。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本来是想争取戚本禹的，但戚本禹不知动了哪根筋，在忘乎所以之计，“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楞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了怕他反抗，杨德中趁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吴法宪接着讲到连戚本禹的妻子也关起来以后，如何安排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如今也不知那两个可怜而无辜的孩子身在何处？
写到杨、余、付事件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关于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现场是这样的，深夜里吴法宪从人大会堂开完会回来，等一切布置好了以后，让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到他家里有事商量。“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这里没有隐于帐后的刀斧手，楼上看去，人影来去，象无声片那样的一幕，寂静之中隐含着杀机。
到了九大时，黄永胜、吴法宪他们看不惯张春桥一班文人那么嚣张，于是安排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听着不象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更象一个有趣的恶作剧。计票结果出来以后，江青果然大发雷霆。这件事闹得有点过，也许直接种下了老毛与林彪集团决裂的祸根，事后他写道：“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对吴法宪来说，他未必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达到了清算和批判毛泽东的高度，但他对毛的失望，甚至怨愤却是显而易见的。
六、诉求
老毛总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我想他大概到死都怨恨大家不跟着他走，尤其是那些近臣，阳奉阴违，居心叵测。其实官僚们自保都还怕来不及，又要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又要跟着他发疯。全国人民都快被他变成木头人了，全新的制度也没建成，经济仍然不发达，人民仍然贫穷，军事上还是仗着老一套。
大家都想的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各有各的想法才是最正常的状态。为了执行一个想法，不应该允许强迫的组织手段，如何促进交流和沟通才是正途。过去战争年代人的想法之所以容易统一，因为争取打胜，减少伤亡，是每一个指战员和战士的基本想法。至于如何具体作战，还是要看经验，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