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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由肖华和刘志坚负责，罗瑞卿被打倒以后，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对军队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负责人还是刘志坚。按照吴同志的说法，军队当时主要是由林副统帅掌舵，叶吕端是军委秘书长，日常工作主要是他负责。林副统帅跟部队里的干部们都一样，认为部队应该保持稳定，做好战备工作，不应该搞四大，不能搞乱了，也不能掺和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但是后来由于肖华和刘志坚被批评，杨成武被打倒，林副帅就改变态度，要求部队支左了。
在军委开会批判肖华的时候，陈伯达上纲上线的很厉害，批判肖华的话讲得很重，叶吕端十分不满，当即拍桌子质问陈伯达，问他这样污蔑解放军，污蔑肖华，是要干什么？后来传闻比较多的叶吕端拍桌子拍断了手指的就是指这次，是把小拇指拍断了。陈伯达当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主要是想批评军队里的文革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没想到引起叶吕端这么强烈的反应，顿时会场上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而这个时候军队里面的分裂还不严重，如果陈伯达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势必引起中央文革与军委的对立。这个时候徐帅突然就出了一个奇招。叶吕端维护肖华，说肖华维持部队稳定是对的，没什么问题。徐帅为了缓和气氛，却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了肖华，说肖华自己的工作没有搞好，影响了解放军的名誉。
林副统帅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陈伯达批评军队、批评军委的话当然被他理解成了是对自己的批评，所以就很生气，立刻打电话把江青叫去，大骂了一通江青，并且还要跟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去对质，说要是毛主席也认为军队的工作没做好，他就辞职不干了。江青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叶主任就出场了，表现很好，充分反应了她作为一个有心机的女人的风度，并且使出了她作为女人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大哭。后来林副统帅遇到什么事情，她就跑出来大哭，毛主席找她谈话的时候她也哭，毛主席心软，说既然林彪身体不好，那就让叶主任代替林彪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回去传达一下，此后叶主任就名正言顺地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了。
林副统帅大骂江青的第二天晚上，军委继续开会。当时的军委会其实就是给各军区的军头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为了不让他们闲着，就给他们找了个开会的名义。实际上当时军头们就是住在北京京西宾馆避难，逃避造反派的揪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破天荒地开了三个月。按照吴同志的说法，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制订了一些文件，保证了军队的稳定。这次江青没去，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去了，向军委道歉，表示陈伯达的话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也不代表江青。军头们一看中央文革理亏认输了，马上来了劲，纷纷发言猛批江青。黄永胜同志表现最积极，发言斥责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中央文革不尊重军队，不尊重林副统帅，也当然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中央文革检讨。关锋同志比较敏感，立刻打断了黄同志的发言，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责江青同志，是不是反对江青同志。
关锋这么一问，黄同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要是搞不好，中央文革就又要跟中央文革对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叶吕端之流，当然二话不说，立刻表态支持黄同志了，会强烈要求中央文革道歉，最好能借此机会一举把中央文革小组解散，把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都抓起来。与此相配合的当然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无数人会因此而掉脑袋，无数人被关押。但是这个时候徐帅仍然是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所以他立刻站出来打了圆场，也很巧妙。实际上，徐帅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回答了黄同志发言的设问，也从侧面替黄同志回答了关锋的质问。徐帅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样，关锋就无话可说了，一个危机就被化解了。
当然，站在一个革命左派的立场上说，这时的党官僚已经被造反派打垮了，军头们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造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文革的成败就在此一举，这是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大决战，这一天迟早都是要来的。但是，这个时候的造反派毫无疑问还不成熟，紧接着发生的青海事件和内蒙事件、武汉七二零事件都反应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与军头们过分对立就等于在1947年打淮海战役，结果肯定是造反派输得一塌糊涂。徐帅两次化解这个危机，既保全了军头们，从客观上说，其实推迟了造反派与军头们的决战，从而减轻了造反派的损失。从这一点看，与叶吕端之流相比，徐帅的大局观是很强的，不愿意轻易对群众对立，境界要比叶吕端之流高很多。
不过，由于中央文革的不成熟，军队与造反派的决战还是很快就发生了，二月逆流就是证明。虽然二月逆流中中央文革取得了胜利，但是军队却是最大的赢家，只不过那些在怀仁堂炮轰中央文革的老军头们被打倒了，而新一批的军头们却马上补充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就进入了军管阶段，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也就这样结束了。徐帅在二月逆流中站在军头们一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毕竟能有谢富治这样的觉悟的同志是少数，以徐帅的身份而言，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文革与官僚体系斗争
通过吴同志的叙述，我也重新认识了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线索。
在建国后形成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已经基本上分开，行政官僚集团与军功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政治干部逐渐转型为行政官僚，军队里也迅速地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就形成了建国后的官僚体系。这两个集团之间虽然也有经常性的矛盾冲突，但整体上结构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中间经历了高饶事件、反右、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等等，但这个均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一直在变的只是处于这个结构中的人在变动，人事变动并没有对这个结构形成太大的冲击。
随着这个结构形成，也就出现了文革中所谓的“17年黑线专政”，这里所谓的黑线其实也就是官僚体系。在这个结构中，行政官僚明显处于优势，而军事官僚处于劣势。所以军事官僚是不太满意的，时常会有反抗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军队已经从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了，军事官僚集团的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
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
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在七二零之后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录所说，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
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度靠边站了的叶吕端重新成为军委实际上的负责人，而其他老帅并没有被一起重新起用。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而中立派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
到1980年，陈锡联、汪东兴、吴德、李德生、纪登奎等人退出历史舞台，为老官僚体系的恢复重建立下汗马功劳的中立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以徐向前卸任国防部长为标志，老的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