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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午，吴法宪被送到了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队。午后吃了点东西，由于过度疲劳他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将近傍晚，他一觉醒来，警卫二师的一个团长叫他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到那里一看，整个屋子的窗户都焊上了铁条，门上还加了锁。这是专门为吴焊好的铁窗、铁门，成了一间单人牢房。从此，吴法宪过上了长期的囚徒生活，先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五年，后在秦城监狱又再呆了五年。
（四）
吴法宪自十五岁在江西永丰家乡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长征以及东北解放战争、挥师入关南下诸时期，一直在林彪麾下。对林彪，他可以说是崇敬莫名。文革中他虽进入中央高层，但仍未脱军人本色，而绝非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正因有这两方面的原因，才有在庐山上为维护林彪的政治地位而抗争的举动，固然，那抗争的时机是很不成熟的，力量对比由于对方背后有毛泽东的存在而显得非常悬殊。
对于林彪，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评价：
这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页５４３－５４４）
对于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所抛弃的陈伯达，以及毛泽东整人的手法，吴法宪则如是说：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年多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利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是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页８１０－８１１）
在回忆录中，吴法宪提及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期间据说林彪有一次“痛斥江青”的情形：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
＇ 三座门 ＇ 是阎王殿，你们一见 ＇ 三座门 ＇
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种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太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页６５３－６５５）
以上情节，并非吴法宪本人亲身经历。以吴法宪１９６７年２月时的身份，他不可能身处现场。那么，这样“详尽”的、绘声绘色的事情经过，是否当事人告之吴的？吴没有特别交代。上述引文中有一处提及“叶群事后告诉我”，联系上下文意，林彪怒斥江青一事似乃叶群事后对吴的转告。但这样经过第二手的转述是否存在偏差、走形或夸大，尚需研究者予以详加考证。
一如吴法宪自己在“自序”中所言，回归普通人身份后，“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写作条件（比如无法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原始档案和文献），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慢慢地，自己去回忆和思考”，加之晚年记忆力衰退，回忆录中某些叙述与事情的本来面目多少会有些偏差，此一缺陷，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也是存在的。
较为典型的，如对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的回忆。吴法宪开头就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会议正式开始”，（页５５８）惟根据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会议参加者陈丕显的回忆，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著述〔４〕，上海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交代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来。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页５６０）其实，时念堂当时是空三十四师（专机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后来记述了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过程称，吴法宪亲自向他交代：１、专机上午１１点半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迟；２、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能有转弯点，更不能落地；３、机组人员全部配备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５〕这些生动的情节，尤其是吴法宪本人交代机组人员全体配枪，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恰恰没有提及。当然，时念堂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如专机抵达上海的时间，即应为下午２时多。
吴法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