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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的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后汉使来，称汉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吴主汉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从事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吴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吴主辞谢焉。
张昭因年老多病辞去官职，交回所辖部众，改为辅吴将军，班位次于三公，并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朝见，辞严气盛，义形于色，曾以直言冒犯旨意，以后不肯来朝见。后来，蜀汉使节来到吴国，称赞蜀汉的美德，然而文武众臣都不能辩倒他。吴王叹息说：“假使张公在座，他不折不服，气焰也会收敛，怎么可能再自夸呢？”次日，由宫中派遣使者部侯张昭，接着亲自请见。张昭离开席位请罪，吴王跪下阻止了他。张昭坐定之后，仰起头说：“以前太后、桓王没有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是想竭尽臣节报答厚恩，然而见识肤浅，违逆陛下旨意。可是，我是一片愚拙之心为国效劳，志在忠心效命而已！如若变心，想要为了荣华富贵巴结奉承，这是我不能做的。”吴王连连辞谢。
＇3＇元城哀王礼卒。
＇3＇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4＇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4＇六月，癸卯（二十一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5＇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5＇戊申（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汉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6＇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宏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地度，人神弗，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从后之义；敢为佞邪导庚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6＇秋季，七月，明帝颁布诏书说：“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时，遴选庶子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公义，怎么能再主个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追加生父皇号；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竟然引用灭亡的秦国为例，迷惑当时朝廷，既尊称生父为恭皇，在京城建立祭庙，又宠用藩国妃妾，使她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并相比同。在朝廷前殿叙论亲疏远近，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超越身分，毫无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非难归罪于忠正规劝的师丹，这样就招致了丁太后、傅太后墓被王莽发掘的祸事。自此以后，继位君王接连效法。从前鲁文公违反傺祀礼议，这种逆祀之罪是由于夏父胡言诱惑；宋文公厚葬过度，大臣华元受到指责。现在我下令公、卿、主官，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为戒，皇室后裔中万一有由诸侯身分继承帝位的，就应当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有谁胆敢用佞邪之词诱惑庚媚当时君主，图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尊号，干犯正统，称已死的父亲为皇，称已死的母亲为后，那么你们这些国家重臣，要对那些佞臣诛杀不赦。这份诏书要用金写在简册上，藏在宗庙之中，载入国家法典。”
＇7＇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会，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
＇7＇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刘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南阳人刘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廖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 取采纳别人意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8＇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情命也。”每 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经常到听讼观临听。以前，魏文侯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错杂无常。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以至到了魏，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阅读愈加困难。明帝于是诏，只采用郑氏注。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监狱官吏，掌握着百姓性命，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国家败坏，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请设置法律博士。”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虽然比萧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
＇9＇十一月，洛阳庙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邺。
＇9＇十一月，洛阳皇家宗庙建成，从邺城迎来高帝、太帝、武帝、文帝四位先祖的灵位供奉。
＇10＇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东阿。
＇10＇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迁徙，封于东阿。
＇11＇汉丞相帝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东城于成固。
＇11＇汉丞相诸葛亮把相府、军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县修建汉城，在成固县修建乐城。
四年（庚戌、230）
四年（庚戌，公元230年）
＇1＇春，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俗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
＇1＇春季，吴王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兵士一万人，渡海寻求夷洲、洲，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民力。陆逊、全琮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