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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了保住东北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他的地盘而与日本人拼老命，或许就因此暂时保住了东北。 然而事实是，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又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之际接受了蒋介石抛出的绣球。 在这之前几天，胡适在与纽约《时报》的Abend谈到中国和平的前途时，就有先见之明地说：“和平之议，只可有五点来源：一是老百姓；二是列强；三是奉天；四是南京政府；五是南京的将领。前二者是不会出来要求。”如今，果然是因为奉天因为张学良而实现了和平。胡适却又有了担忧： 1930年9月12日 张学良此举，意思不甚明了，然阎锡山立即通电辞职，并撤退京津军队，其与奉天有妥协，自不待言。此是我前次所说五个和平来源之第三与第五两项已实现了。主和之议出于奉天，那里还有个“中央”存在？将来奉天联合各地之灰色将领，有所主张，南京还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但奉天之举，若无较远大的政治眼光作指导，终于国家无大利益，但放出一群无知武人重来糟蹋国家而已。 紧接着，胡适在一时感慨之下，又给张学良写信，给他忠告。他在日记里很明白地这样记道： 1930年10月27日 …… 船上有所感触，写了一长信与张汉卿，即托何君转寄去。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信有九页，不到二千字。 从以后的事实看，胡适的这番担忧既实也虚。“奉天”并无与“中央”并存之意，也没有有所主张。但是，张学良与蒋介石联盟之后被任命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又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可谓政途坦荡。既然他已成了中央政府的人，东北又隶属中央政府，自然一切都听命于中央政府。既然蒋介石要求不抵抗，他自然也就不能抵抗。于是，东北轻易易手。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终于国家无大利益”。 正如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中所说，即便没有“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一定是日本人的对手。在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时，以河北等其他黄河以北地区作为诱饵。联盟后，十余万东北精锐军浩浩荡荡气宇轩昂地开进了关内，却使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足足减了一半，留给了正磨刀霍霍的日本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1930年“九·一八”时，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率东北军归属中央政府，从而使蒋冯阎之间的战争格局迅速明朗，从而平息了战火，重新实现了统一。然而，一年以后的1931年“九·一八”，却将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不名誉的称谓推向耻辱的深渊。 这一切是不是可以解释胡适所说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这句话？这虽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也不无道理，也显出他洞察世事的深邃和思考问题的独到。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这句话用词十分精确，“轻易”二字便将一切可能的漏洞和把柄封住。因为他知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不一定不会失掉，只是有可能延缓。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汉卿这祸真闯得不小” 就在张学良见过蒋介石并决定辞职之后的第二天，胡适也往保定去见蒋介石。尽管他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先后失陷悲愤不已，但还是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方交涉。于是，他与蒋介石的交谈便是围绕着“打”或“不打”。 1933年3月13日 早起到车站，月亮尚未落。与咏霓、在君、刘子楷同车。七点一刻开，下午一点半到保定。 …… 我们问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他要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 显然此时，胡适与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俩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是很不满的。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 1936年12月13日 今早我还未下楼，小三大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我看报，才知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把蒋介石先生扣留了。政府昨日有紧急处分，免张学良职，行政院由孔祥熙代，军委会加常委几人。 这祸真闯得不小！…… 发一电与咏霓，问蒋的安全。 在这篇日记里，胡适用“叛变”二字为事变本身和张学良定了性。不仅如此，他在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的一篇星期日社论，直接以《叛逆张学良》为题，说：“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胡适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积极支持的，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仇视的。所以，他在日记里闭口不谈抗日，也不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而只将“叛逆”、“勾结共党”的罪名扣在张学良头上并横加指责。这个时候，胡适似乎已不是一个思维严谨、客观冷静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个为蒋孝忠的政客。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那篇《叛逆张学良》深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赏识而大量印发，广为宣传。他也因此与“政府”与蒋介石走得更近，心也贴得更近。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 在胡适的主观意愿里，对孙中山并无大不敬，他只是想要平视孙中山。一方面他并不自视渺小（所以他能够平视对方），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孙中山还原成常人，所以他直言孙中山的缺点。此举引起了两种人的反对，一是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的人，一是想要拉大旗做虎皮的人，他们对胡适批评孙中山不能容忍，甚至亟欲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 赞《孙文学说》，驳“大炮”之讥 民国元年秋冬，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梁启超结束了13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到祖国，受到京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云云，不禁深有感慨，11月10日记道：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此处对梁启超的称赞，只可作为当时还是少年的他，心弦曾被梁启超那些沸人热血的文章狠狠拨动过的注脚，而不能作为对梁启超历史功绩的理性评价。尽管此时的胡适，年已二十有二，并且在受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缺乏理性的少年了。换言之，胡适之所以如此过誉梁启超，是因为将梁启超与孙中山放在一起对比的缘故，并且说百十孙不敌一梁，言过如此，当时孙中山在胡适心目中分量的轻重就可见一斑了。 胡适自1917年夏自美国学成归来，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他的《留学日记》。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由一个海外学子变作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教授，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且得了一个儿子，遭遇寡母病故，拜见孙中山……可能是因为历事纷繁、忙来无暇、心情杂乱的缘故，他的日记竟中断了。直到1919年7月10日，他才又打算继续记日记，那天夜里，他在日记本的扉页处写道： 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我好久不记杂记了。怡荪死后，我把存在他处的杂记都收回来，略略翻阅一遍，觉得杂记实在能记录一个人的思想变迁，并且是打草稿的绝好地方。因此，我又想作杂记了。 三天后胡适正式动笔，可是未追记前事，故而两月前他与蒋梦麟拜会孙中山的详情，就无人知晓了。只是在他1928年写的评述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略有提及：“……（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孙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本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 那时孙中山因为“护法”事与愿违，愤然离粤，蜇居沪上，潜心于理论建设，撰写《建国方略》。1919年5月，当《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以“孙文学说”之名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后，他便叫廖仲恺给胡适寄了五本样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 胡适即于7月20日印行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撰文介绍该书内容并作简评，写道：“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孙的“同志党人”讥称孙中山为“理想家”、“孙大炮”，称孙中山为真正的实行家：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的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作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 见到《每周评论》上胡适的书评，孙中山大喜过望，这从廖仲恺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8月1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在上海面世，杂志连载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胡适又在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热情介绍和赞扬《建设》杂志，大加赞扬《实业计划》，写道：“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 胡适以上对孙中山暨《建国方略》的欣赏，源于他“行事要有计划”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三年后的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