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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2)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 在君写了一篇《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 1933年3月6日 终日写《全国震惊以后》长文,凡六千余字。 东三省及热河先后沦陷,张学良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怨恨、政敌的仇视都让张学良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屈辱。尽管胡适在日记里也透露出对张学良的失望,但他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他将《全国震惊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一并交给张学良的同时,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如果以渎职论,张学良理应辞职。但是,胡适劝张辞职,却不是赎罪心理,而是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还算有名誉的下场。这样的“劝辞”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可看出他对张学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许张学良无法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早萌辞意,胡适的“劝辞”不过是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在看完胡适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以报国人。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记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 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 会谈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蒋介石同意张学良辞职,并安排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他国以逃开国内的反张声浪。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在等着张学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到意大利,次到瑞士。我们同他告别,就退出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张学良都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 尽管张学良是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使东三省沦入日手,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如果允许东北军奋勇抗日,结局就一定不是这样的吗?在国土失陷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就一定是毫无责任的吗?撇去其他资料不谈,仅看胡适日记里透露出的只字片语,似乎就很难说。 1933年3月13日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实际上,胡适在他的那篇六千长文《全国震惊以后》里就已经这样说了:“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万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崩溃的。” 接着,胡适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结论,除了“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外,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胡适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恋栈”、“纵容汤玉麟”、“准备不充分”、“未亲赴前线督师”、“性情多疑”等,都是造成东北军军力如纸一戳即破的原因。 胡适不愧为一个研究者,在国土失陷国人一片谴张(学良)声浪中,他冷静地分析研究表面的、深层的缘由。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中,他所列举的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有一个他个人的思考,他没有说,那就是关于“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事件。 在距热河失陷一年后,胡适在与友人论及张学良杀杨宇霆一事时,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4年2月11日 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胡适为什么会这么说? 杨宇霆原是张作霖的左右手,深得张作霖的信任与敬重。胡适在日记里还曾举例说明: 卢乃赓说,张作霖对人常作丑骂。但对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争论一件事,他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站起来说,“你骂谁?”张作霖立刻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 正因为如此,在张作霖被炸死而由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他仍然骄横狂妄而不把年轻的少帅放在眼里,甚至权倾朝野觊觎东北军掌门人之职。所以,张学良动了杀心。不过,念及往日旧情,他还是有些不忍,竟以抛银元看正反的土办法来决定杨的生死,试图以命运来消解内心的不安。胡适在11日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王化一谈:汉卿最近对他谈一事:他说他的公馆楼梯下大保险柜内有两件东西,最不能忘。一件是日本议员床次收到汉卿捐助选举运动费五十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袁头的银元。 ……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3) 那块银元是汉卿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他恨杨跋扈,决心要杀他,但终不忍下手。一夜,他在卧室内,筹思不决,忽取银元卜之,暗视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三掷,袁头皆向上,他不觉泪下。他的夫人于凤至很诧异,问他所以,他说,他要杀一个人,三卜皆赞成杀,故伤心泪下。她说,杀人是大事,不可过信卜卦。她取银元也试卜之,两次皆袁头向上,第三次银元落在床上,她向床一看,也下泪了,因为这回也是袁头向上。杀杨之计就决定了。事后汉卿把这块银元封在保险箱内,外人无知者。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及其党羽常荫槐被枪杀。 对于张学良个人来说,他的“杀杨”行为巩固了他在东北军尚不稳固的首脑地位,大大树立了威信。同时,也使南京政府对他的魄力和胆识刮目相看;对于东北军而言,伴随着杨宇霆的被枪杀,以杨宇霆为首的东北军里的亲日派、守旧派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北军的军令、政令得以统一。 当然,张学良本人是不会以杨宇霆阴谋篡权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他杀杨的,他公示天下的理由是杨宇霆、常荫槐破坏统一。他在杀杨、常之后的“通电”中说:“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 张学良所说的“统一”是在杀杨之前刚刚完成的“东北易帜”。1928年末,青天白日旗帜在东北大地上开始飘扬,这预示着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而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对于东北而言,它不再孤立于中国版图,开始有了“政府”作为后盾,从而摆脱了上有苏俄的虎视眈眈,旁有日本的野心勃勃的尴尬,同时也扩大了地盘(河北省划归东北),由东三省扩张为东四省。然而,亲日的杨宇霆与日本人总是纠缠不清,或者说彼此“勾结”,这不免让张学良痛恨不已。 早在张作霖执掌东北之时,就曾经因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日本人在东北及蒙古东部修筑铁路的特权而头痛了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他采取了“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策略而招致杀身之祸。张作霖死后,日本人又将问题抛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一方面继续父亲的做法,一方面积极与南京政府联盟,从而以“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由搪塞推脱。 阻挠东北易帜挫败后的日本人,很不甘心,再派人与张学良交涉,仍吃了钉子碰了壁,遂转向与杨宇霆密谋。据说日方已经与杨宇霆在铁路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就在这节骨眼上,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对张学良彻底失望的同时,也萌生了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所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便有了依据。 另外,张学良既然是以“破坏统一”的理由杀杨宇霆的,那么,杨宇霆一定是不情愿东北易帜的,如果他不死,自然也不会情愿日后与蒋介石联盟。如果东北不易帜、不与蒋介石联盟,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