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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第一部分 导读（1）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到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深信不疑。物质环境和日常经验深化了人们复制和崇拜历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艺术、宗教和文学中传承下来的是经验、智慧、身份等级以及传统。只要变化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从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它们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内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历史经典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从16世纪开始，这种回顾历史的思维方式开始拓展，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世界也都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知识的日渐增长，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第一部分 导读（2）
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