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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小妓女！我一点都不因为她只有14岁而心软。她1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做坏事。佩德罗根本不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档案，让我们把她当做一个成人来对待。”
这下我无话可说了。
“你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玛吉。”
“我当然了解。”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没有人在家，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说。
“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3
每个工作日结束，那些往返两地的上班族离开洛杉矶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之后，另一帮人便会从阴影里走出来“占领”它。他们是一些酒鬼、吸毒者和四处流浪的疯子。他们带着装在棕色纸袋里的瓶子，把被子背在身上，“宣布”市民中心大楼的这块草地和人行道为其所有，在上面恣意妄为。
我就是在这个“换班”时刻来到市中心的。这时，那些上夜班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都将“消失”，这儿就将开始黑社会的嘉年华会。
我在小东京下了车，穿过第一大街走向警署——洛杉矶警察局那幢蓝色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它“玻璃房子”。这个绰号没有倾注人们丝毫的喜爱之情，也无所谓尊敬或者是恐惧。
警署大楼正在慢慢地下沉。二十余年的缺乏保养、连续的地震，再加上过度使用，使这个一度值得游览的大楼成了让市民们感到尴尬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城市状态的一个标志：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再愿意花费力气和金钱去保持所谓的脸面了。
一项新的决议说这幢大楼已无法修补，应该拆除。但与此同时，警察们却不得不凑合着仍旧在这里办公。他们要躲避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砖块，小心破损的地板；他们对墙上的裂缝和破洞已熟视无睹。他们靠着老式的电器设备和并不充足的电话在这个信息时代“活”了下来。
我穿过那些等待自己的亲人出狱的家属，朝正门走去。他们有的懒懒散散地坐在门前肮脏的草地上，有的坐在为因公殉职的警察建造的纪念碑上，有的吃着快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大麻烟味。
接待员看了看我的新闻证件，示意我进去。我一直走到三楼麦克工作的刑侦科才停下来。
在门口，有一打左右的旁观者像我一样被挡在了门外。里面有一个四人新闻工作小组正在工作：一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记者。记者挎着一个电池包，他那时髦的茄克衫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扭扭曲曲，一个项链样的小麦克风被他当做了领带夹。
我认识那张脸。他叫亨利·雅各布，资深城市记者，与我在同一个电视网工作。
在办公室里，麦克·弗林特坐在他的椅子上。大约有八九个老侦探坐在他的旁边。他们都穿着短袖衬衫，而且都在放肆地开怀大笑。我正好站在门口最佳的观察位置上，发现麦克·弗林特那双擦得黑亮的皮鞋似乎是注意力的中心。
亨利·雅各布面对摄像机，用一种深沉的有点做作的语气读起来：“小偷是晚上溜进来的。它大胆地闯入了警察局的中心地带寻找猎物。一夜又一夜，它通行无阻，这真是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坚——刑侦科的一个绝妙讽刺。最后，犯罪者的贪婪使它自投罗网。”
“为了当场抓住这个罪犯，资深侦探麦克·弗林特设置了一个陷阱，那个做坏事者终于上钩了。抓住它的时候，它正在偷吃一块香喷喷的陈年的黄色乳酪。经过短暂的挣扎，它就上西天了。如果它还活着的话，它的辩护词或许是——欺骗。”
从摄像师的小型监视器上，我可以看见一只死老鼠。它的脖子被一个老式的弹簧夹子夹住了，那是麦克放在他办公桌底层的抽屉里的。
“那些潜在的盗窃犯必须记住这么一条格言。”亨利吟诵道，“你因乳酪而生存，也将因乳酪而死去。”
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笑了。在老伙计放下他的照明灯，摄像师停止摄像后，大家在一起握着手，互相道别。亨利把电池包和项链样的麦克风递给了录音师，这个摄制组就集体退场了。在我退到路边让他们通过时，亨利瞧见了我。他的眼皮微微地跳了一下，似乎惊奇于我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玛吉·麦戈温。”他说。
“你好，亨利。”我伸出了手，“怎么做起这种新闻来了？”
“一言难尽啊。”他靠在角落里，“你还在制作故事片吗？”
“不。”我说，“我不再做那种东西了。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和那边的那个刽子手共进晚餐。”
亨利向里瞟了瞟麦克，他还被那群侦探和想一睹老鼠“风采”的工作人员包围着。
“弗林特，是吗？我曾经听过你们俩的事。”亨利的眼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是一个老记者那种猎奇又想寻根究底的眼光。
“警察局的新闻办公室叫你来拍摄这桩死老鼠案？”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们整个下午都在这儿闲逛，希望能赶在5点钟前得到一些那桩公墓丑闻案的进展情况。但我们白来了一趟。弗林特也表示遗憾，他说惟一发生的故事就是这只老鼠，我可以就此发条独家新闻。如果6点钟以前我们对公墓一案还是毫无所获的话，就只好播放这盘抓老鼠的带子了。”
“你能给我一个副本吗？”我问道。我有一个从黄金时间段的新闻里挑选出来的关于麦克·弗林特的集子。我打算五月份在他的退休晚会上把它们都播放出来。
“没问题。”亨利说着，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不在乎你采用我拍的任何一条内部的花边新闻。你知道，这就是一家人的好处。”
“对了，亨利。你知道麦克不再主管公墓这个案子了吗？”
“他告诉过我了。他另有一些少年犯罪案要办。”亨利皱皱眉头，“我讨厌少年犯罪案。不能用真名，不能用照片，所有的控告都要保密，并且没有人会引用我的东西。这对我毫无用处。”
或许是亨利的声音，或许是别的什么东西使麦克向我们这边瞧了瞧。
当麦克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对视时，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看起来有些尴尬——这可不像麦克一贯的样子。他垂下眼睛，不再看我。通常，我会直接走向他，但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有些心慌意乱。昨天晚上，当我像数以百计的晚上一样，赤裸着身子，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并双手抱住他时，他不是把头转向我，而是调过头去，装作睡着了而不理睬我。
我知道他在装睡。
窗外一片寂静，浑身的燥热使人难以入眠。我一只手从麦克的胳肢窝下慢慢地探过去，在他那长满密密胸毛的胸脯上抚摩着，慢慢地，又滑向他的两腿之间……麦克的呼吸急促起来。他也扭过头来，想用嘴唇回应我的热情。我一缩脖子，躲开了他的亲吻，而我在他下面的手还在不停地运动着……麦克皮肤发热，身子开始颤抖，他猛地一翻身，双腿跨在我的身上，气喘着说：“你在折磨我……”他的嘴唇狠狠压下来，在我的嘴唇上吸吮着。那种许久没有性爱的疯狂感觉又一次出现了。我用拳头捶打着麦克的胸脯，嘴里喊着：“混蛋！不！不要……”我舒展身子，迎接着麦克有力的撞击……
麦克揽住了我的肩膀。真正的侦探是从来不在大众场合接吻的，但我还是希望他给我一个更亲密的问候。但他只是说了声“你好”。
虽然每个人都在注视着他，但我还是有一种极强的欲望想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屁股上。就这么做吧，我想。但实际上我也只说了声“你好”。
“我去取衣服。”他对我说，听起来毫无感情，就像对一个陌生人说话那样，“你在这儿等着。”
我目送着他穿过宽敞的房间走到了衣架前。他伸手时，我知道在那浆硬的衬衫下他手臂的形状；他走动时，我知道那工作裤下面他的大腿是如何弯曲的。我熟悉他的身体就好比我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虽然我了解他的肉体，但我却无法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麦克高高大大，48岁就满头白发，但仍然有着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坚硬和强壮的身体。他像鲍加（美国一影星）那样英俊，脸上刻满了沧桑岁月的印记。细看他时，你会认为他要么过着好日子，要么过着很苦的日子，这要看你在什么场合看见他。
麦克走路有点儿摇晃，而这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这种摇晃来自于自豪，而这种自豪大部分来自于他在洛杉矶警署的中坚——刑侦科的工作。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对我这么说。但是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里，当有人问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时，麦克总是缄口不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对一个充满了自豪感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存状态。
走向电梯的时候，麦克套上了他的上衣，确信所有重要的东西部带上了：领子里的警察身份证，前面口袋里挂着一串钥匙的钱夹，皮带上挂着的锃亮的盾形徽章、手铐、备用的子弹和一支9毫米的自动手枪。也许我早就习惯于拍他的腿，因为他身上的其他部分总是凌乱不堪。
“去菲利普饭店吃牛排怎么样？”他边问边扣上了衣服下面的钮扣，“味道不怎么样，但菜上得特别快，过几条街就到下。”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吃什么都行。”我说。
电梯里只有我和麦克两个人。我双手抱住他的腰，透过衣服吻着他。他一把拉过我，紧紧地抱着，脸深深地埋在我的头发里。但电梯到达第二层时，这美妙的一刻就结束了。
六个穿着孕妇装的公务员在第二层时进了电梯，并且和我们一路走到了停车场。从她们的对话中可以听出她们刚参加完一个医疗福利会议。在她们旁边，麦克似乎在想着什么。
来到地下停车场，我们钻进他那辆破旧的工作用车，开到了圣佩德罗大街，乘着夜色向北行进。麦克看起来仍然一副思虑重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