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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他微笑道，“不过那样的话，我又要有新的麻烦了。”
我浑身酸痛，筋疲力竭。真想洗个热水澡，真想见到麦克·弗林特。我朝上瞥了一眼，利昂正瞧着我。我问他：“手上带疤的那家伙，你说他死了吗？”
“我看是没命了。”利昂咬牙切齿他说，“他要不死，我头朝下走路！”
我合上双眼又问：“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警察局。我已经让调度员打电话报警了。”
“要是马雷诺侦探在这儿该有多逗。”
利昂咯咯笑着，肩一耸一耸地。
“笑什么，利昂？”
“我们认识有多久，玛吉？”
“今天早上刚刚认识。”
“这一天里发生的事真多啊！”他说，“真想不到。自打我从越南战场上回来，还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刺激的一天。”
23
“我可以回去了吗？”我问道。
“很快就可以了。”现在是星期五的深夜，马雷诺侦探不像一大早那样热情友好。他脸色很不好看，疲惫而烦躁，沮丧不堪。他在这个平静的南帕萨德纳小镇已经做了十五年侦探，在这之前，他还当了十年街头巡警。抢劫、杀人，甚至于家庭纠纷，事事都要他来过问。可是，这么多年来，阮凯才是他受理的第七宗谋杀案。前不久的财政削减计划刚刚决定，市政厅将正式取消谋杀案的侦破拨款。
马雷诺将利昂和我安置在警察局会议厅，因为在这儿可以喝到咖啡。这里没有局里的值班人员和巡逻人员进进出出办理公事，我、利昂和马雷诺三个人可以丝毫不受干扰，整个警察局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安静极了，静得令人心慌，只有值班员和在街上值勤的警车不时通通话，隐隐约约的报话声偶尔会打破会议厅里的寂静。
利昂撑不住了，他蜷缩在椅子里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阵阵鼾声。
马雷诺让我从头再讲述一遍事情经过，我分辩道：“我从头到尾已经给你讲过三遍了！”
“四遍。”
“好吧，四遍。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些东西足够市里的侦探们忙一个星期。”
“对不起，”一个值班员手里捧着一个大纸板箱对马雷诺说，“是您要在记录本上签字取走这个东西吗？”
“放到这儿吧！”马雷诺把纸盒放在我们俩中间的桌子上。我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果然，他从里面拿出那个挤碎了的纸包，里面装着我的晚饭。马雷诺用手指头轻轻一拨，露出里面凝成一块块的沙拉和鲑鱼，还有碎的果酱饼。
“这东西是你的吗？”
“我的晚饭。”
“怎么不在饭馆里吃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以前的丈夫在一起，我感到不自在。我们谈完了事以后，我就不想再待在那儿了。”我无可奈何地缩在椅子上，拉拉利昂给我的茄克衫的领子，盖住脖子。“我早就说过了。我已经说过四遍了。”
放下纸包，他又从纸箱里拿出一个公文包，将它打开，把里面的文件一页页展开。当我跪在斯科蒂身边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从我手里滑到地上。所以直到马雷诺让我讲述晚上的事情经过时，我才恍然想起这事。公文包和饭盒一样，都被水浸透了。里面的文件边边角角都有点卷曲，不过还完好无损，没有残破。我高兴起来，因为马雷诺对我说的事情半信半疑，这下我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这也是你的？”
我点点头：“这些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斯科蒂交给我的文件。”
马雷诺伸手在包里摸索，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以前我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信封，不过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从哪儿来的？”马雷诺问道。
“我跟你说过，斯科蒂给我一笔现金，我没要，又还给他了。”
“既然还给他了，怎么会在这个包里出现？”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于是我告诉他：“一定是他在递给我包之前把信封悄俏塞进去的。这又怎么了？我告诉过你钱的事儿，这不，就在这儿了。”
“这又是什么？”他又朝纸箱里看了看，这回拿出了一团脏兮兮的棉纸。“也是你的？”
“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我探身看了看，说。
“看看吧。”他打开棉纸。里面是一个舞蹈者的玉制雕塑，和那天早上阮凯带来的掉在桌子上的那个相似。
“这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我说，“是一套十二件中的一个。这套曾经在帆港一家博物馆展出过，一直到1975年。博物馆记录过这件东西。我也见过。”
“你觉得这东西很值钱？”
“可能是。”
“那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晚饭里。”
我拿起这个小小的雕塑，凑上去闻了闻，一股鲑鱼味。
过去的事情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重新闪过，我飞快地回忆着斯科蒂那一晚上所说的话和他的一举一动。他安排了两个约会，一个是跟我，一个是和另一个人。我回想起当他走出候车亭时神色紧张，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地看表。我猜他不愿带着一叠现金和这个精致的小玉人去见第二个人。一般合法的商务谈判中，双方初次见面，不会如此紧张，所以，他的这次约会一定有问题。
马雷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把手上的玉人还给他：“有没有人问过阮凯的丈夫萨姆，包贡在他们家偷走了些什么？”
“这事有点蹊跷。”马雷诺边说边把玉人用浸着水的棉纸重新包好。“你跟我讲过有人人户抢劫，可能有这事吧。可是那家的丈夫萨姆却说压根没有这回事。他说他有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包贡了。”
“萨姆是这么说的？”
“要么是丈夫骗我，要么是妻子骗你。”马雷诺像个孩子似地握紧拳头，揉揉困倦的双眼。“我开始以为是有人想骗取保险金，可后来档案里没发现有这样的声明。”
我想理清楚这些琐碎的细节，又问：“你刚才说，‘可能有这事吧’。什么意思？”
“你有证据证明阮凯家真发生过抢劫案吗？”
“没有。我只是听阮凯说有，而且我还看见她身上的伤痕。”
“伤痕，嗯？”马雷诺又在纸箱里翻找着什么。“怎么不能弄出伤痕来？你自己刚才就伤得不轻呢。”
“有人和米丹谈过吗？”
“我们还在找他，”马雷诺说，“今天一大早，他就不在旅馆房间里了，你想看看别人是怎么伤的吗？”
我眼前摆着一排刚刚排好的照片，拍的是案发的现场。左边第一张是一张脸部特写，这张脸只剩下一半。那人一双黑眼睛，左侧太阳穴的皮肉翻起，活像一个挤碎了的葡萄。下巴上伤得厉害，骨头都露出来了。剩下的部分没有半点血色，也看不出眉眼，已经一塌糊涂了。右脸被压扁了，一只眼睛瞪着，没有丝毫表情。
第二张上是一具没有头也没有手脚的尸体，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车门的痕迹，好像有人用紫色的水笔画在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胸前似的。一只没有伤的胳膊至少断了两处。头发没了，露出光秃秃的头皮。
“这人是那个叫阿尼·鲍尔斯的吗？”我问马雷诺。
“我正要问你呢。”
我看看利昂，他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我拿起马雷诺的钢笔在纸上写道：“他是让利昂用汽车压死的吗？”
马雷诺也看了看利昂，一丝笑容飞快一闪——利昂的确睡相不佳。他说：“只差一点儿就要他的命了。要是再晚一点，他的伤足以送他上西天。验尸官验出，他是让口径9毫米的手枪给打死的。”
我直起身子，坐了起来：“他是被人开枪打死的？是谁打死他的？”
马雷诺在照片里翻了翻，挑出一张来，看上去像一团柏油路上的泥巴：“子弹从脑袋后面射进去，开了个大洞。”
“没有人身上带枪。如果刀疤和多德两人谁带了的话，我应该早就感觉到了。”我吸了口气，仔细回忆着，“鲍尔斯自己又不会开枪打死自己。那还有谁呢？”
“反正你说的那个刀疤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你把他甩下车的地方找到了他。他现在躺在监狱拘留所的医院里，浑身都包扎着。你说的叫多德的人还没找到，不过他是逃不了的。”
“多德告诉过刀疤说鲍尔斯是他最得力的朋友。鲍尔斯被车撞倒的时候，多德看上去的确心疼得不得了。他是不会又返回去，把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打死的，你说呢？”
“你说呢？”
“可能是怕他受太多痛苦，就像打死受伤的动物那样？不过，我又觉得不大可能。如果多德有手枪，他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斯科蒂呢？这可比用小刀方便多了。”
“嗯哼？”马雷诺点着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而且，如果他有枪，干嘛不在那儿就杀了我？他有的是机会开枪。”
“手枪的声音太大。”马雷诺拿起一根铅笔，在纸片上随便划着。“你想没想过，多德可能并不要你死？也可能不是他杀的斯科蒂？”
“可那四周围没有别人了。”我争辩着。
“你不是说有厨房的工人在那儿出现过吗？你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我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没看见他们的人。”
“他们是厨房里的工人，要知道，他们都有可能到那儿去。”
“说的没错。而且我也没看见是谁杀了斯科蒂。”
“你刚才说，那辆白色福特车开过来之前，你已经看不见斯科蒂了。可能在多德和他的朋友们到那以前，斯科蒂已经倒在路上了。”
“可是问隔时间那么短。”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刀疤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我一边说，一边竭力回忆刀疤说的每一个字，“他说是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的，还说我得还他这笔账。”
“你把什么搞砸了？”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把手臂交叉放在桌子上，头垂在上面。困倦、疲乏快把我折磨疯了。
“休息一会儿吧。”马雷诺说。
“好的。”我合上眼睛。
马雷诺翻了翻文件，我听见他把东西放回到纸箱里。然后他起身，走出这间宽大的会议厅。利昂的呼噜声变成一阵阵轻微的鼾声。
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睡着了，还是在做梦，或者是继续回忆着发生过的一切。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马雷诺带我穿过一条漫长、阴森的走廊，来到县里的认尸所。我们在门外等着，直到验尸员把斯科蒂的尸体处理好后才进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所有白天送来的死尸都冷冻在冰箱里了。可是我还是闻到一股异味。四周的墙壁和通风管道总弥漫着这种特别的味道。
在门厅绿色荧光灯那冷冷的灯光下，马雷诺的脸被照得惨白，他不断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说“还好”。其实我感觉坏极了。
停尸房巨大的门打开了，斯科蒂躺在停尸床上被推到我们眼前。车床是纤维玻璃做的，而不是垫子。值班的老头叫利普斯基，他向马雷诺打招呼：“探长，这次自己带桶了吗？”
马雷诺立刻捂住嘴巴，似乎忍不住要吐了。
“夫人，离马雷诺远点。”利普斯基提醒我说，“他可是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