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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你有权利得到一份。”然后我告诉他阿洛发现包贡运的东西都是复制品。他的反应与阮凯几乎如出一辙。
“包贡应该知道怎样区别真伪的，麦戈温女士。”他说，“他应该比谁都清楚。你看，作为博物馆的馆长，包贡经常从收藏品中选取一部分送到巴黎去保存。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叫人做一些复制品。这样一来二去，原件会被卖掉，而这些复制品会被拿出来展览，没有人会发现这是假的。”
“其他人发现了吗？除了你，包贡和阮凯？”
他点点头：“我们政府的工资特别低，而我们家的开销又特别大。一点点外快是家庭渡过难关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被抓住了，会怎么样？”我问。
“被谁抓住？总统——蒂厄先生每个月只有不到六百美元的工资。你能想象他过得如此奢华吗？你能想象他流落在异国他乡还一样过得舒适无比吗？很明显他花的不是工资。”
“我记得蒂厄离开越南时带了一满箱金子。”
“你认为这就是他出国避难带的所有东西了吗？”米丹盯着窗玻璃，看绵绵细雨顺着玻璃往下流，“我和阮凯拿的一小部分根本不能和他的相比。不能相比，九牛一毛而已。”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第七大街上的城市广场大厦成了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只有从办公室里透出的灯光星星点点地撒布在上面。天空就像夜晚一般漆黑。
米丹打了个哈欠，这时我才想起该走了，好让他休息一下。我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回答，但雨停之前他不会去别的地方。
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写在电话旁的便笺上，说：“给我打电话。”
他答应了。但迄今为止，我对米丹告诉我的事情仍不怎么相信。
“好好休息吧！”说完这句话。我走出了房间。
10
佩德罗·阿尔瓦罗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小萨尔瓦多市中心西郊的一个小镇，就在麦克阿瑟公园旁边。
阿洛在一张新的书签上给我留言：就在一周之前，佩德罗进过局子。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无证驾驶着他姐姐的车飞奔，被执勤的警察抓住了。
佩德罗在监狱里清醒地熬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被带入法院。尽管他万般哀求，但还是被判了监禁，佩德罗得在监狱里整整度过15个日日夜夜。那个法官——出于最好的原因，给佩德罗判了个缓期执行，以便他先处理好一些私人事务。佩德罗答应在3月1日回到监狱。只是，他的命没那么长。
我不知道那个法官是否意识到，他的好心让佩德罗丢掉了性命。
我乘地铁到了麦克阿瑟公园，走上第六大街，穿过兰格熟食店。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晚饭又还要几个小时——但这家熟食店里面灯光通明，有人在四处走动。它看起来像个避难所，窗玻璃呈金黄色，给人以抵抗这黑漆漆的白天的温暖感。我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往回看，这样我才能记住到熟食店的路。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麦克阿瑟公园都不是个适合一个人散步的地方。
街道实际上被弃置了。不时有几个人躲在临时做的雨披下飞奔而过，每个人都急切地想找个避雨的地方。雨点敲打着我的伞，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但雨点的重量比先前轻多了。天空里，黑沉沉的云块中夹杂着几块像补丁一样的白云，看起来天要放晴了。
佩德罗的姐姐住在一幢20年代的有着使馆风格的水泥小屋里，有两间在楼上，两间在楼下。一大片有着相同风格的建筑物集中在这个街区：拱形的门洞，窄窄的窗子，有着低矮的护墙的平屋顶，顶上还有着一排红色的泥瓦片，表明建造者想模仿西班牙风格。她家在小街的114号。前院不足4英尺宽，上面还缀满补丁，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用水泥粘合的了。野草透过缝隙长出来，生机勃勃。
我走上一段狭窄而黑暗的楼梯，然后敲响了右边的门。
“就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夹杂着平底锅的咔哒声和泼水的声音，“请稍等。”
我瞧了瞧手中的便条——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我从阿洛那儿得到的——确定了他给我的那个名字，然后我叫着：“鲁伊斯夫人？”
她一定把一个平底锅掉在地上了，发出“嗡嗡”的声音。门被打开了。她用大大的棕色的眼睛看着我，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她身材矮小，但圆滚滚的，有着强健的肌肉和美丽的咖啡色的皮肤。她的头发又长又直，就像马尾巴一样。验尸官说佩德罗有5英尺3英寸高，那么，跟他姐姐相比，他就像一座高高的铁塔。
“迈克斯亚·鲁伊斯？”我问道。
“咦？”她充满警惕地望着我。虽然门都已经打开，但听到我叫她的名字，她把门又关上了一些。
“我能和你谈谈佩德罗·阿尔瓦罗吗？”
“佩德罗。”泪水一下子充满了她的眼眶，“你是警察？”
“不是。”我把自己的证件递给她，“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鲁伊斯夫人的大眼睛变得出奇的大。我听见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说：“你就是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你想找到那些杀人凶手吗？”
“就算这样吧！”她拉开了门闩让我进去。这样我就没必要费尽心思琢磨怎么解释我来这儿的原因了。
她家的起居室不可思议地宽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儿曾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高速公路建成之前，有一大批雅皮士从这儿坐火车去市中心。他们之中有年轻的律师、正在走上坡路的演员和中等收入的政府机关人员。这些人把家庭安置在这样的房子里。
通往里屋的三个门上面有着精细的雕刻，历经七十年的沧桑岁月，它们已几近消失。但我仍然可以看得出它们潜在的价值——如果这幢房子能搬到一个别的更好的地区的话。
屋顶是漏的。我先前透过关着的门听到的咔哒声和泼水声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鲁伊斯夫人把她家的儿个镀锌铁皮桶倒空了，然后放在屋顶四五个漏洞底下。那破旧的平屋顶根本抵挡不住百年不遇的暴雨的袭击。
我们谈着话，屋顶漏下的水滴在铁桶里，发出不变的有节奏的叮当声，似乎在为我们的谈话作标点。屋子里冰冷、潮湿，发出一股霉气。前一阵子有过一段持续很久的旱情，那么，这霉气一定是其他地方的漏水而不是这场雨造成的。
我夸奖鲁伊斯夫人的英语很棒，她告诉我那是她在贝尔蒙特高中当第二语言学的。每天晚上，做完打扫房子的工作以后，她就去上课。马上我就发现，如果我用俚语，她就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但如果不用，我们的交谈还是很顺利的。
“佩德罗是我最小的弟弟。”她告诉我，“我们家有十个小孩子。五个大的是我爸和我妈生的，五个小的是我妈死后我爸和他的第二个妻子生的。因为佩德罗是最小的，所以对他有些溺爱。”
“警察是怎么告诉你他死了的？”
“哦！”她抓住她那古板的罩衫的颈部，“太可怕了。那些女孩说想和佩德罗做朋友。但她们想要的只是他的钱。他会把钱给她们的。可是她们为什么非要杀死他呢？”
“佩德罗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身上至少有两百美元。”
“他是个园艺工，为一些大公司工作。在工作之余和周末，他为一些人家割草，那些人大部分是住公寓房的。佩德罗工作很卖劲并且像个疯子似的攒钱。在墨西哥，他有妻子和孩子。每周他都给她们寄钱。而且，他想攒足够的钱把她们接到北方来。”
“对于一个这样拼命攒钱的人来说，他花钱真是很大方。他给那些女孩子买啤酒、车票。”
“警察告诉我他这样做的。”鲁伊斯夫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去看桶里的水满了没有。“佩德罗有点儿孤独。他自己在那边的科林斯姆旁边有一间屋子。每天晚上下班后，他一个人回到那里，想念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不知道他对那些女孩做了些什么。但是你也知道，男人们不能过分孤独，不然他们会让自己陷入困境的。他不应该把他的妻子留在瓜达拉哈拉。我想告诉他，但是他说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他喝了酒后就惹了麻烦。”
“是的，就是这样。他喝了一瓶啤酒，然后他又喝了六瓶，也许是十二瓶。他都不能停下来了。第一瓶酒让他想起他的家，可第二瓶却让他把什么都忘了。”
“忘了？你认为这就是他带那些女孩回家的原因吗？她们都很小，你知道，还只是孩子。”
“这儿是孩子。”她拍了拍她的脑袋，然后又抓着一只丰满的乳房，“但这儿可不是孩子。警察说那些女孩子都不是吃素的。”
“哪个警察告诉你的？”
“一个又高又大的家伙。”她把一只胳膊举到她能举的最高处，比划着，“又高大又英俊。”
“他长得很漂亮。有着墨西哥煎玉米卷一样的眼睛，像冰糖一般明亮。洛杉矶警署应该为拥有这样一群穿深蓝色制服的体格强壮的警察而自豪。”我推测她是在说那些穿着制服的年轻人有多幸福。但是，她又拿出钱包，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麦克·弗林特？”当我看到名片上的名字时，我惊讶地叫出声来，把她也吓呆了，我说：“你认为他很有魅力？”
她咧开嘴笑了，还一边夸着：“他太好了。”
我把名片还给她。实际上，麦克长得还凑合。但魅力有时候是会让眼睛产生幻觉的。
“你打算怎么处置佩德罗？”我问。
“验尸官说我们星期六能领回佩德罗的遗体。我们想把他带回瓜达拉哈拉的家里，但没有足够的钱。我们教堂的牧师说星期五晚上将举行一个特别的弥撒，向人们求助。他说我们会幸运地得到足够的钱把佩德罗埋在这儿的一个公墓里。”
她用一只手摸了摸长长的马尾发：“我看了《今日观察》上的消息，知道那些公墓所有者的丑恶行径。他们掠走你所有的钱，只给你一小片土地。尸首还没腐烂，他们又把坟墓挖开，再一次把墓地卖给别人。我可不想让佩德罗暴尸野外。”
“那些人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
她举起双手，示意我错过了最重要的地方：“我想把佩德罗埋葬在瓜达拉哈拉，妈妈的墓旁边。在那儿，就没有人去打扰他了。”
“希望你能如愿以偿。”我说。我问她是否可以在电视里再和我谈次话。
鲁伊斯夫人环顾着她家的起居室，似乎在考虑值不值得亮相，然后问道：“你们付钱吗？”
“不，没钱。但也许有一笔捐助会送到教堂里去的。”
她笑了笑，答应在我想来的任何时候都能配合我的采访。道别时，我把一张钞票塞入她的手掌里——希望这样做没伤害她的自尊心。
走出鲁伊斯家的时候，天空只下着毛毛细雨，街道仍然淹没在水中，但水排得很快。天空里有着更大更亮的白色云块，告诉人们一种天要放晴的希望。我决定碰碰运气。于是，我把阿洛留在我的电子邮件上的地址掏了出来。
我有好几种选择。签署文件的一个海关官员同意包贡把那一船的复制品带进美国，让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