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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梁启超总结明代所谓“士大夫社会”，实则“以‘八股先生’为土台”，人皆空虚不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
一死报君王”（颜元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 页），言下之意，亦认八股为亡国祸首。
有鉴于此，自清朝代兴以迄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民间、官方皆有人呼吁废除八股，然每次都有惊无险（《清史
稿？志》选举三）。1840年以来，因鸦片战争惨败，请求改革科举者，更是迭见不鲜，如祁？？奏开制器通算科（1843）、
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1862）、礼部请考试算学（1875）、潘衍桐请开艺学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动，
光绪皇帝赞成，下诏“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西太后再度“训政”，儿皇帝被关禁闭，志士喋血，
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这才逃过一劫，直至庚子之乱次年（1901），才在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日、俄
开战，东北大地上的隆隆炮声竟为科举敲响了丧钟。1905年9 月2 日，下诏：自明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
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之废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议改革科举者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府颁布“新政”，
不仅改革科举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将科举废除了。但是，科举一停，真就百废毕举、万事大吉？“文明之邦强盛之源”，
真就“基于学校”，由此而致富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未必。
如前所述，科举制不仅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弹性，足以充当传统中国的“杠杆”。首
先，参试资格的放开、考试程序的一律及对各省学额的调节，令国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其次，“学而优则
仕”的科举宗旨，保证了耕读传统——读书人出则入仕，为官者退则居乡——的延续，不致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国
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膜；最後，科举制具有“开放政权”的作用，令隋、唐以来的中国形成一种“公开”、“透明”
的政治模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6…7页）。最後一点似与常论相悖。然若考虑到“帝国”具有自身无法突
破的局限性——君主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藉科举制（及与之配适的官僚铨选制度）体现出来的“消极的民主”，多
少降低了出现君主绝对“独裁”的风险，终不失为自传统中国内部发展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将科举这
根“杠杆”撤去，若未能及时觅得代用物，一国政治之失衡势将无法避免。
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後，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
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後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
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
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
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学堂制度差不多全盘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则因日本维新以来，国富兵强，适堪师法；二则日本为邻邦，对
其制度进行考察甚为便利；三则日本刚刚战胜俄国，足以坚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举废除，学堂制度并未建设
完备，不论宗旨、科目、章程等软件建设犹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师资等硬件建设，亦因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拿不出专
项经费，无法展开。于是，“劝谕绅士”，“捐募绅、富”，遂成为办学主流，其时，不仅私立学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绅
举办，即大部分公立学堂亦由其开办。这场改革，实质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转变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胜言，仅述
其大者。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
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的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
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
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王辏г擞�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作诗云：“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
牙科步後尘”；上联谓科举已停，为旧日翰林所重视之前辈、晚生的规矩，毋庸遵守，下联则谓新学方兴，医学生中佼
佼者也可获得进士头衔。钱锺书撰《围城》，述及方鸿渐“博士”回乡，成为“本县的名人”，报馆请他题辞，学校请
他演讲，一时风光无两，不啻如从前中进士、点翰林而衣锦还乡者。二者，冶华洋新旧于一炉，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
後，则显示了新、旧制度虽有差异，读书人的特权却未因此改变。
国民中读书人的特权依然保留，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却因此不平等。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所费不过幾本书钱及
微薄塾金，且入学以後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膏火银）；而新时代的学堂生，其学费、制服费、食宿费皆由自筹，贫家
子弟因此废学者渐多。清代平均识字率约为20％ ，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
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 （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
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数反而减少，
即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读书人（当时已有“智识阶级”之称）依然占据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却是无力读书者数量越来越大，社会
分化——包括城乡分化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
迅《阿Q 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
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
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
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
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
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小结曾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的梁启超，在废除科举後不过五年，便检讨此举之得失。他说，美、日、德诸国皆
“拾吾之唾馀”（谓科举），以为选人授官之良法，“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我们自己却“因噎以废食”（谓因恶八
股，遂并科举而废之），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复科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官制与官规》）
梁启超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久为人知，惟论科举当“变通”而不必废除，则始终一贯。无奈，
时代大潮奔涌浩荡，百挽莫回。汹汹者流，莫非“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易传》）者，当时之人，除梁启
超、严复等少数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外，并不以废除科举为非。时过境迁，吾人于百年後回看这段历程，再思
三省，方体会得“文化保守主义”实则一点都不保守，反而高瞻远瞩，“前卫”得很。
即今而言，高考实在具有科举制度的真精神，正是一种国家制度保障下的经常有序的社会流动渠道；九年义务制教
育，则可对应科举体制下毋须繁费的普及教育；与高中并行的职高、中专，一则分流高校压力，一则为社会提供中等人
才，适如科举体系中的生员、贡生，参与公共事务，得以维系基层社会的稳定。前後两种体制，俱能兼顾国民教育与精
英教育，所学虽异，其用则一。但是，自高校扩招或曰教育产业化以来，学子皆骛大学之虚名，高校渐成敛财之工具，
职业教育幾废，教无所施，学非所用，其弊浸然有八股为害科举之势。时论或欲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为挽救之策，乃
不知“为国抡才”之权一旦下移，标准不一，去取随意，社会流动之渠道反而因此滞塞，呜呼，其不至乎推倒重来如百
年前故事者幾希！
八股的危害，不在于没有文学价值，而在于除了形式再无其他。科举的好处，不在于“学而优则仕”，而在于维系
社会流动，保障程序正义。我们纪念废除科举一百周年，其教训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