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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
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
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铜官感旧图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
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
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
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
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
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 ——胡光墉（字雪岩）。
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
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
（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
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
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
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
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
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
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
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
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
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
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
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
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 ，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
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
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
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
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
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
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
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
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
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
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
“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後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
请您让一让。”货郎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
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道理说不过，老头乃祭起‘挺经’，说：“来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
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
忽觉过意不去，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这条挺经，其实就是《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实战案例。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下水田”）与最初
的方案建议（“您往水田稍让一步”）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的关键环节。
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老头真若下水，货郎必感到良
心不安）。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通过置换谈
判议题的方式——从担子沾水的经济学考量，变成了是否要遵守伦理学的尊老原则，获得成功。
当日，李鸿章给吴永讲了挺经中的第一条，也仅此一条，其他十七条已不可得而知。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
经》的书，此经传承，全靠曾门师弟间的口耳相传——曾、李以外，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间的往来书信经常提
到这两个字。由此可知，今日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版本《挺经》，都是无良书商拼凑出来的“伪书”。不过，这些伪书在
宣传时无不信誓旦旦，保证这是曾文正公的“秘传心法”，很有些“挺”的风味。某产品广告词云：做女人挺好。又有
一产品，云：做男人挺好。伪本《挺经》的广告词则不妨这么写：作伪书，也挺好。
奏折写成请战书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
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藉藉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价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骨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
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骨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
兵将去拯救桑梓？”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
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
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吕贤基一听，
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罢。鸿章回家，
“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
府後，倒头便睡。次日午後，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
听此折的批谕。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
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
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
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作出反应——急切
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
跟我一块去！”
明日，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同行，皇帝制曰：可。
奏折写成请战书，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好满怀心事，跟着吕大人回乡去办团练。八个
月後，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老父病重，脚底抹油，奔庐州；吕贤基独力支撑，被杀，
谥“文节”。
要文斗还要武斗
咸丰八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
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惟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叫他“涤生”（国藩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
不相下，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乃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谓老
弟你莫总是牛气烘烘，非要跟我对着干；而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宗棠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
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其意则云：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论经世济
民之术，你是屁都不懂；下联也嵌进“曾国藩”三个字。但是，这是直呼其名，比起上联“季高”的字呼，极为无礼。
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餐。这顿饭终于不欢而散。
饭桌上口舌争胜是营中常事，更狠的是厅堂上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