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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1913—1960）
把加缪归为存在主义作家之列，在开始时，与萨特一样，加缪是十分不情愿的。“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之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都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论文，《西绪福斯的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这是 1945年 11月 15日加缪所作的声明。
声明归声明，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加缪与萨特的作品找到共同之处。人们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
1943年6月，萨特的剧本《苍蝇》在巴黎上演，彩排那天，萨特正在大厅里，突然有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自我引见，自报家门：阿尔贝·加缪。这是萨特和加缪友谊的开始。
阿尔贝·加缪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那时的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他的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加缪的父亲是个农业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那时加缪不满一周岁。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加缪到了阿尔及尔。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童年给加缪的记忆是暗淡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鼓声中长大的。而我们的历史从此就未曾断过屠杀，不正义或暴力”。他们住在贫民区里，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工作，有时帮别人做点家务，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加缪在一个教师的帮助下，考取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着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十七岁那年，加缪患了肺结核，这给他心灵留下了终身难以抹去的阴影。在后来的生涯中，他当过气象员、商店雇员、政府小职员等等。1933年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加缪很快投入了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加缪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年又退出。1936年加缪完成了毕业论文，他打算去教书，但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做教师的希望遂告落空。1937年加缪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北部山区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导，揭露当地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状况，试图引起法国政府的注意，以便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二战爆发后，加缪打算参军，但他的健康状态不佳，入伍要求遭拒绝。但他对大战的性质是清楚的。他认为那是反动派之间的战争。面对这场残酷的战争，他说，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别太听那些人高喊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久加缪离开阿尔及尔到法国。他一面为一些报刊撰稿，一面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同时还在一家私人学校任教，给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犹太儿童授课。并且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一些犹太人在突尼斯寻找栖身之地。1941年法国共产党员加尔里埃尔·贝里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加缪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决定参加抵抗运动。他说：“我一直觉得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恨暴力的机构。” 1942年和1943年，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相继发表，这两部著作发表后，反响很大，加缪一举成名。
二战结束后，加缪担任记者和编辑工作，同时埋头文学创作，但他仍然关心政治。1947年他谴斥法国政府对马达加斯加起义的镇压；1949年他又声援被处死刑的希腊共产党员。他表示，一个艺术家不应对时代的危机袖手旁观。不过在五十年代，加缪逐渐对政治冷淡了。
1951，加缪发表了他的《反抗者》一书。他认为，在荒诞的环境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反抗是人的本质，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为自己规定的意义和界限。任何一种反抗如果违反了人性，超越了界限，就失去了意义，导致了虚无主义。
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还认为，历史并无方向，也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美好描述，不过是乌托邦幻想而已。他相信，人不能创造一个绝对完满的社会，苏联人也同样做不到，标榜共产主义不过是自欺欺人。因此，加缪认为苏联今天的一代人为明天的所谓“完满的社会”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实在是悲剧。
加缪还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善的暴力”，他激烈的谴斥苏联的“劳改集中营”制度。在加缪看来，革命往往伴随着法西斯暴力出现，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就是例证。他还嘲笑革命者对绝对抱有真诚的幻想，比如他们相信绝对的正义能够创造出和谐的天堂，但同时却又掩盖矛盾，压制一切自由。
加缪的《反抗者》受到法国作家尚松的批评。尚松指斥加缪是一个“消极的无神论者”。加缪对此大为不满，并加以反驳，而且把矛头指向了萨特。萨特认为加缪对尚松的态度武断粗暴，采取了警察的方式。加缪则讽刺萨特“从不设法提出什么奏效的东西，却总是把座椅放在历史的方向上”。又指斥萨特对苏联的“反人道行为”不作出任何批评。
萨特发表了长文《致加缪书》，与加缪进行辩论。萨特否定了加缪关于历史无方向、无意义的观点。至于苏联的集中营问题，萨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并非没有注意到苏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写道，“您声称我从未对集中营说过一个字，而这则是污蔑。是的，加缪，我象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 ‘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不能接受的。……我感到他们利用其不幸，正如苏联利用其劳动一样。”
辩论的结果是萨特与加缪十年友谊的彻底决裂。
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1960年，加缪死于车祸。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文章表示纪念，他说，“我跟他已吵翻了。吵翻，也无所谓，那怕彼此不再见面，还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在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他还说，加缪虽死，但他的文学事业将以其独创性而长存。
加缪一生创作有戏剧、小说和哲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局外人》和《百绪福斯的神话》。
《西绪福斯的神话》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学。所谓荒诞，指的是一种不合理、不可理喻、又不可克服的矛盾状态。加缪的荒诞哲学包括从觉醒到行动的全过程。觉醒即是意识到了荒诞，行动即反抗荒诞。加缪说，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比如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起床、公共汽车、办公室或是工厂、吃饭，公共汽车、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问为什么这样？并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就是觉醒，这就是意识到了荒诞。但是，意识到荒诞只是第一步，发现荒诞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重要的不是仅仅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行动。在荒诞的世界中，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的意义？加缪的准则是挑战，是反抗，向荒诞挑战和反抗，并以此获得人生的意义。加缪把荒诞比作西绪福斯的神话。希腊神话中说，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但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立即滚落下去，他必须重新下山，重新推上去，到达山顶时，又滚落下去，西绪福斯就这样永无休止地重复着这种“无用而无望的工作”。西绪福斯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但他不屈服于这种命运。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勇敢地把它推向山顶，他的这种不屈精神即是对命运的挑战和反抗。所以加缪说，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西绪福斯的苦役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但是加缪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命运本身，而是那种敢于正视命运，反抗荒诞，战胜荒诞的不屈精神。正因如此，加缪才会说，“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
西绪福斯的神话，就是加缪荒诞哲学的概括。
《局外人》是加缪在1942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所谓“局外人”即被抛出世界之外的人，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又莫名其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好象是超越世界之外的人，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他的母亲死了，他感到无所谓，情人爱不爱他，他无所谓，公司派他去巴黎，给他优厚的薪水，他无所谓，他开枪打死了人，被投入监狱，他无所谓，律师替他辩护，他也懒得理睬，被判处死刑，他并不恐惧。生活是多余的，生命也是多余的。
加缪在这个故事中要说明的是：存在是荒诞的。主人公荒诞地生，荒诞地死。莫尔索对荒诞的经历和领悟正是对加缪哲学的图解。加缪相信，人活着就象西绪福斯那样，吃力地把巨石推上山顶，滚下来，又推上去，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人虽可对抗荒诞的世界，却无法改变它。但人却正是在这个徒劳的抗争中获得了意义和幸福。加缪所塑造的莫尔索这个形象就是西绪福斯式的人物。他意识到了存在的荒诞，能够自觉地对待自己的悲剧性处境，他感到自己是被世界抛弃了，“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希望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莫尔索就是这样的局外人。
当然，莫尔索这样的局外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他是西方社会三、四十年代一部分青年面对混乱的世界秩序所产生的焦虑不安和绝望心理的反映。
萨特与加缪的政治立场与哲学思想都有一些分歧，但作为存在主义作家，他们有着一致的地方。他们都相信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是偶然的、荒诞的。面对荒谬的世界，萨特强调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存在的价值。而加缪则主张反抗，认识到存在的荒诞只是第一步，人只有在反抗荒诞的过程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因此，萨特的“自由选择”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表述形式虽有不同，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蒙娜·波伏瓦
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中，就声誉和影响而言，除了萨特，大约就算西蒙娜了。加缪虽可说是与萨特齐名，但由于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而且后来逐渐偏离存在主义轨道，加上他的早逝，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显然是冲淡了。始终与萨特坚守存在主义营垒，携手前进的是西蒙娜·波伏瓦。波伏瓦不仅在思想上是萨特的同志，在生活上，他们是终身伴侣，尽管他们从没有正式结婚。他们相互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
波伏瓦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也受宗教影响。但她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怀疑精神。在巴黎高等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