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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这实际上是对雨果宣称：玩政治，就必须要有一双肮脏的好手。雨果所追求的显然不是这种政治。因此，在戏的结尾，雨果坚持不肯撒谎，拒绝了党的“挽救”，大胆地选择了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对待雨果与贺德雷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同情雨果，因为雨果是他的哲学和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他又不能不敬重贺德雷，他承认，“肮脏的手”就是参与现实生活的手，就是实实在在工作的手。“肮脏的手比戴手套的手干活要好得多”。
《肮脏的手》虽是一个政治剧，但它仍然表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贺德雷的死是出于一场误会。雨果已经准备与贺德雷和解，当他走进办公室的一瞬，却碰巧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偎依在贺德雷的怀里。情欲占胜了理智，他朝贺德雷开了枪。雨果说：“完全是出于偶然，……这实际上是一出没有杀人凶手的谋杀案。”这里正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人的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人的死也是偶然的。
这就是人生的荒诞性。
在构思《肮脏的手》时，萨特认为有两件事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一是他发现，在他的学生中，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在纽约时，曾和托洛茨基的旧秘书会见。这位秘书是斯大林派来的，他告诉萨特和西蒙娜，他接到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托洛茨基同住在一所受到严密监视的房子里。萨特曾表示过，剧本对于那些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暗示了对斯大林统治的怀疑。不过萨特还是力图避免过分显露他在剧本中的政治倾向。他对《战斗报》记者说过：贺德雷与雨果分别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萨特本人却并不表示赞成那一派。不过后来萨特又表示：就我个人看来，政治需要人们弄脏自己的手，必须如此。
《肮脏的手》的上演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在政界却引起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方面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指斥说，“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了”。《人道报》批评说：“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方面也表示了抗议，认为《肮脏的手》有“反苏宣传”倾向。
不过在美国，确实有人想利用《肮脏的手》进行反苏宣传。1948年 11月，美国报纸刊登了《肮脏的手》的英译本，题目为《红手套》。但萨特说，英译本的大部分文字被纂改。萨特曾为此提出抗议。
由于《肮脏的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社会影响又很大，萨特对剧本的上演始终持谨慎态度。特别是五十年代，他向共产党靠拢时，每次上演都要事先与党的有关领导人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萨特曾拒绝《肮脏的手》在西班牙、希腊和印度支那上演。他解释说：我并不否定《肮脏的手》，我讨厌人们任意利用它，我的剧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魔鬼与上帝》：上帝死了
这是一个三幕剧，创作于1951年。萨特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欺骗成性、哗众取宠的葛茨的形象。剧情大约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德国。
大主教统治下的沃姆斯城的市民举行叛乱，他们把全城的教士关押起来，限制主教的行动自由。同时康拉特和葛茨兄弟联合起来进犯主教的领地。主教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
主教很快就利用了康拉特兄弟间的不和，拉拢了葛茨。但是主教无法控制这个魔鬼，葛茨不满足于守卫后方，擅自包围了沃姆斯城。葛茨是个以作恶为乐的魔鬼，又是德国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说不定他会血洗全城呢。于是城中居民惶恐不安。市长召集市政会议，决定派人去与葛茨谈判。
主教要求市民释放所有的教士，打开城门与葛茨和谈。面包师纳司蒂号召人们反抗主教和富人。在一片混乱之中，主教被打死。
海因里希神甫因为受到市民的尊敬才没有被逮捕。他拾起主教的钥匙，打开修道院的地下通道，连夜出城，来到葛茨军营，主动要求放军队进城，但必须保证全城居民的生命安全。其实他心里明白，他是在跟魔鬼打交道，自己的行为实在是叛变。
银行家以大主教使者的身份来到葛茨军营，他答应以优厚的代价换取葛茨的合作，只要他保住沃姆斯城。葛茨回答说，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杀人是他的天职，既然人人都劝他饶过沃姆斯城人，那么，他偏要来一场大屠杀。他下令把银行家捆了起来。
面包师纳司蒂打算到附近的农村去，一周之内集结一万多名武装农民，援救沃姆斯的穷人。在路途他听说已经有人出卖了沃姆斯，便径直来到葛茨军营。他建议葛茨立即攻下城市，杀死全城的教士和富人，给农民以武装，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以爱为宗旨的上帝的城市。但葛茨却回答说，他是热爱贵族的，至于上帝，他今夜定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
葛茨得意万分。因为上天接连给他送来了海因里希、银行家和纳司蒂，而且还粉碎了军官海尔曼与自己身边的娼妓卡德琳娜企图刺杀他的阴谋。他下令给纳司蒂施肉刑，把卡德琳娜交给士兵去任意糟踏。
葛茨宣称，恶就是他存在的根本，他为作恶而作恶，使得上帝都手足无措。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在他的想象中，地狱如同荒无人烟的沙漠，只等待着他一个人。不料海因里希却在一旁嘲笑他说，地狱好比热闹的集市，这世界上人人都想作恶，而善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葛茨闻言，颇感吃惊，他当即放弃攻打沃姆斯的计划，下令释放俘虏，解散军队，他与海因里希打赌，从此以后，他偏要行善。双方约定在一年零一天之后再见分晓。
两个月过去了，葛茨在沃姆斯城的善举没有得到任何赞赏和支持。他与穷人称兄道弟，并且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遭到的却是耻笑和唾骂。他派人到各地去传播他的许诺，要求其他贵族效法，煽动农民起义。于是葛茨在富人眼中成了德国贵族的掘墓人。但葛茨仍不敢初衷，继续行善。他认为善就是爱。人们不相爱，关键在于地位不平等。他决定改变这一切，实现大同世界。为此，他首先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社团，取名为“太阳城。”
葛茨无法博得农民的信任。他取消租税，农民仍旧把粮食送进他的仓库；他要人人互称兄弟，农民还是口口声声称他是老爷。
在一所乡村教堂前，泰泽尔带领三名小教士从沃姆斯来卖赎罪券，在他那花言巧语的蛊惑下，农民纷纷把钱放进了教士的钱袋。站在一旁的葛茨与泰泽尔唇枪舌剑，争夺人心。这时从森林里来了一个麻风病人，希望能捡到一张赎罪券。教士们吓得躲进教堂，葛茨却迎上前去，吻了他的嘴唇。麻风病人却厌恶地擦擦嘴，表示不喜欢健康人的虚伪。泰泽尔趁机让麻疯病人在这一吻和一张赎罪券之间选择，麻疯病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赎罪券，并高呼教会万岁。葛茨大失所望。
经过许多努力之后，葛茨终于俘获了人心。他建立了“太阳城”，果然出现了太平盛世，无人酗酒，偷盗，丈夫不打妻子，父母不打孩子，乡村女教师教导农民，在认识葛茨之前，他们的本性是坏的，现在应当创造第二天性。
农民起义爆发了，但农民武装缺乏装备，军纪涣散。纳司蒂动员葛茨出来带兵，但葛茨回答说，只有严厉的手段才能建立严明的纪律，他不愿意再杀害那些无辜的农民了。不过他打算亲自向农民说明，他们几乎没有希望取胜。他把“太阳城”委托给希尔达，嘱咐人们永远以善对付恶，绝不要参与战争。然后自己去劝说农民要相信善。
当葛茨回到“太阳城”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孤零零地坐在石头上的希尔达。所有的人都因听了希尔达的劝告而拒绝参战，被起义者活活烧死了。
又过了六个月，葛茨与海因里希在一年零一天前定的日子来到了。在一年零一天之前，海因里希断定，善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由葛茨自己证实了。他感到无路可走，他向上帝求救，明明知道那是无济于事的。他曾每时每刻在猜测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形象，现在得到了答案，什么也不是。上帝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沉默即上帝，人类的孤独即上帝，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人类则是虚无的，如果人类是存在的，则上帝不存在。既无上天，也无地狱，只有这人世是真实的，想摆脱人类是徒劳的，他要重新开始生活。
起义者把失败的罪责归咎于不肯出面指挥的葛茨。他们捉住了他打算把他处死。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葛茨转变了，愿意领兵作战。葛茨向纳司蒂表示，他希望结束三十六年来的孤独，与人们生活在一起，让人们遮住他头上由于失去上帝而造成的真空。既然今天的人类生来就是罪人，那么他的新生活也将从犯罪开始。他企求过纯粹的爱，那是愚蠢的，因为爱就是对共同敌人的仇恨：他试图行善，那也是遇蠢的，因为善恶是不能分割的。
葛茨当即行使指挥官的权力，下令吊死所有的逃兵，宣布人的统治开始了，他将成为刽子手，既然他注定无法成为人们中的一员，就只有头顶着这块真空而独自存在。
萨特自己曾解释说，这个剧本实际上是《肮脏的手》的续集，虽然故事发生在四百年前。他试图向观众表现一个如同《肮脏的手》的主角雨果那样，与他同时代的群众有区别的形象。这形象已经被历史粉碎。我现在的主角，葛茨，也同样被粉碎。因为他作为一个贵族和农民的私生子，也同样受到两方面的压迫。萨特还指出：我的主人公葛茨，作为罪恶的自由射手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他认为他大肆破坏时，实际上并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他破坏人类生活，但并没有破坏社会，也没有破坏社会基础。当他试图做绝对的善事时，也同样意味着虚无。他施舍给农民土地，但又被重新收回。因为恰好是这一施舍引起了一场大战。因此，当他想在善或恶中做绝对的事情时，他所达到的无非是破坏人类生活。
萨特相信，人间并无绝对，任何自称达到完善或达到绝对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葛茨追求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要么做上帝，要么做魔鬼，这也只能是幻想。
剧本还体现了萨特反对神或上帝的观念。“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而如果人存在，上帝就不存在。”萨特通过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萨特在剧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这一思想，“上帝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我说的，也不认识我。……缄默就是上帝，缺席就是上帝，人的孤独也是上帝。只有我：我独自决断恶行，发现善行。我欺世盗名，伪造奇迹，我现在痛斥自己，同时我也能为自己开脱，完全推卸责任。如果上帝存在，那人便是乌有。”
《涅克拉索夫》：讽刺反共宣传
1953年萨特与法共的关系有所改善，这也导致了他对苏联的好感。1953年10月萨特应邀访问苏联。在二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