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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无葬身之地》所要表现的无非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不过萨特所强调的是积极的选择。萨特把五个人放在极端的境遇之中，是忍受酷刑而成为英雄，还是苟活而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们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在他们自己手中。
卡诺里斯被严刑拷打时，不吭一声，坚强不屈，拒不招供，可说是他选择了英雄。昂利被刑时，虽然叫喊，但同样宁死不供出战友，也可说是选择了英雄。索尔比埃担心自己挺不住酷刑而招供，选择了跳楼自尽，这也不失为一种英雄壮举。吕丝发现自已的弟弟可能叛变，出卖战友，竟同意昂利掐死自己的弟弟，她自己则宁可忍受被奸污的痛苦和屈辱也拒不供出战友。在这个极端的境遇之中，他们每个人都在作出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为了自由而参加了抵抗运动；为选择不做叛徒而宁死不屈。他们的自由显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他们宁死不屈的壮举体现了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人是自由的。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自己造成了英雄。根据萨特的意见，人活着，必须作出自由选择，创造自己的本质，从而获得真正存在的意义。剧中的五个人经受了严刑拷打，克服了自身的软弱，保护了战友，成了英雄。他们所作出的自由选择是积极的选择，是法国民族在抵抗运动中的应该选择的道路。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在这里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萨特笔下的英雄只能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这些英雄身上仍体现出世界的荒谬性和生死的偶然性。剧中人物索尔比埃有这样的自由：“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而死去。”昂利则说：“我们的死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事业把我们抛弃了，因为我们成了不能利用的废物。……如今我们就要死去，而且将成为冤死鬼。”存在的荒谬与虚无思想加在萨特笔下的英雄身上，显然冲淡了他们的英雄业绩。
这部戏剧由于过多地赤裸裸地表现酷刑的场面，又缺少戏剧悬念，因而在首演时，效果并不佳，萨特自己也承认，这是个不成功的剧本。剧本上演后，萨特对剧本作过一些删改。
《毕恭毕敬的妓女》：揭露种族歧视
这是一个两幕剧，1946年发表，1947年在巴黎首演，影响较大。这部戏剧揭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并对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剧情大致是这样的：
美国南方某城市的一家旅馆里。
一天早晨，刚从纽约来到此地的妓女利吉正在整理她的房间，突然门铃响了。她悄声对浴室里的男人说不要露面，然后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黑人，一见她便哀求她帮忙。莉吉认出这正是前天她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黑人。黑人告诉她，城里的白人正在四处搜捕他，他已走投无路，不过他的确是无辜的。他恳求莉吉为他出庭作证，莉吉同意了。可是当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来时，她便粗暴地把黑人关在门外。
这时弗雷德从浴室里走了出来。莉吉情绪很好，有说有笑，但弗雷德却满脸阴沉，言语粗鲁，甚至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莉吉，并且不时地表露出他的轻蔑。莉吉用开玩笑的口吻提起他们昨夜的欢情，弗雷德越发恼怒。他把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作为酬报。莉吉好奇地闭上眼睛，猜测着自己在这个古怪的客人眼里的身份，当她发现自己手中拿着的只是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时，她激怒了，两人对骂起来。弗雷德威胁莉吉，说他是参议员克拉克的儿子，并且拿出他家的一张照片，莉吉果然安静了下来，并为刚才自己的无礼表示歉意。她真诚地问弗雷德，既然他对爱情已经厌倦，为什么还要到她这里来？弗雷德沉默半响，又问起了莉吉前天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件事。
那天，坐在莉吉旁边有两个黑人，他们非常安分地在那里聊天，甚至没有看莉吉一眼。一会儿，上来四个喝得醉醺醺的白人，他们纠缠着莉吉，还要把旁边的两个黑人推下车去，两个黑人无可奈何，奋起自卫。结果一个被白人用枪打死，另一个则跳车逃跑了。
现在弗雷德却硬要莉吉编造一个谎言，说是那两个黑人想强奸她，白人闻声赶来，打死了一个想动刀子的“黑鬼”，他告诉莉吉说，现在全城的的人都是这样解释这桩杀人案的，她也必须这样去出庭作证。莉吉拒绝道，白人没有权利杀害一个无辜的黑人，我要说出事实真相。弗雷德根本没有把莉吉放在眼里，他承认，凶手正是他的表弟托马斯。接着掏出了五百美元扔向莉吉。莉吉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开始哭闹起来。
这时门铃响了。两个警察走了进来，他们指控莉吉卖淫是犯罪行为。弗雷德立即从旁证实警察的指控。莉吉矢口否认，态度极为强硬，她对这种串通一气的欺骗十分愤怒。于是警察干脆直截了当说明真正的来意，他们拿出了一张事先拟好的伪证词，要莉吉签字，同时用坐班房来威胁她。但莉吉毫不示弱，拒不从命，三个男人束手无策，面面相觑。
这时参议员克拉克走了进来。他显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赞扬莉吉做得对，甚至责备警察不该擅自闯入她的房间。他向莉吉表示歉意，又叹息着他那可怜的妹妹——托马斯的母亲的不幸。参议员的悲痛神情引发了莉吉的恻隐之心。参议员告诉莉吉自己正是受了那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之托才来向莉吉求情的。莉吉感动了，她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遗憾：要是那黑人真的要对她非礼就好了。参议员察言观色，乘虚而入，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要莉吉在那个黑人下流坯和托马斯这个民族精英之间作出选择。莉吉被参议员的花言巧语弄得昏头昏脑，她在想，如果她救了托马斯的命，就会有一个慈祥的老妇人在遥远的地方怀念着她，感激着她，说不定还会给她寄鲜花来呢。莉吉终于在伪证上签了字。但她又仿佛觉得是受了骗，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夜晚，街上一片嘈杂之声。黑人从窗口爬进了房间，听到门铃声，便躲在帷幕的后面。莉吉从浴室里出来，发现参议员走了进来，参议员告诉莉吉，托马斯已被释放了。然而她更为关心的却是那位老母亲的态度。但她终于知道：那位老母亲既没有感动得哭起来，也没有询问一下那位救她儿子性命的姑娘是什么人，而只是认为她尽了应尽的义务。莉吉失望了。参议员给她一个信封，莉吉以为是老妇人给她的信，她满怀希望地打开信封，里边只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莉吉对参议员感到一阵轻蔑。
黑人从帷幕后面走了出来，请求莉吉为她提供一个藏身之地。外面，荷枪实弹的白人正在埃家埃户地搜捕他。莉吉承认自己迫不得已说了谎。但这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那些人用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欺骗了二十五年之久。她拿出一支手枪，鼓励黑人向追捕他的白人开枪，最好是打中参议员的儿子弗雷德。但黑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接过那支枪，他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结论：白人的“真理”是无法抗拒的。
三个持枪的白人走进房间。莉吉神态自若，轻易地把他们哄骗过去。黑人感激不尽，吻着她的裙裾。这时门铃又响了，她让黑人躲进浴室。弗雷德出现在门口，莉吉一见则大为恼火，骂不绝口，弗雷德则大骂莉吉是魔鬼。忽然浴室里发出响声，弗雷德起了妒意，非要检查一下不可。他发现了躲在里面的黑人，便拨出了手枪，黑人逃走，弗雷德紧紧跟上。外面传来两声枪响。弗雷德没有追上黑人，转身回到莉吉的房间，他发现莉吉正端着手枪对准他。弗雷德拿出他父亲的伎俩，花言巧语地讲述着他的家族的优秀血统和光荣历史。莉吉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顺从地倒在弗雷德的怀里。
1945年1月至5月间，萨特曾担任《战斗报》和《费加罗》报驻美国特派记者，他目睹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为了表示义愤，表示对黑人的同情，为他们的遭遇提出控诉，萨特写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的思想性很强，它“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剧中那个不知名姓的黑人在剧中虽然只出现过三次，但剧中所要揭示的恰恰是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剧中的黑人说，“当一些素不相识的白人在一起议论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将要送命”；白人弗雷德说，“看到黑人，这总是一件倒霉的事情。黑人就是魔鬼。”萨特一贯主张文学要“介入”生活，揭露黑暗和荒谬，《毕恭毕敬的妓女》正是这样的作品。正因如此，这个剧1947年在巴黎上演时，曾受到官方的责难，有人指责它是反美的，认为它污蔑给欧洲带来自由的美国，因而禁止上演。
但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戏剧。自由选择的原则仍然体现在剧中。剧中展现了人物的特殊境遇和人物在境遇中的自由选择。剧情是围绕着妓女莉吉的活动展开的。莉吉在不同时刻的不同“自由选择”构成了本剧的主要内容。当黑人第一次出现，请求她出庭作证，证明他是无辜的时候，她答应了，这是她出自内心的选择，是真正的选择。当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来的时候，她却粗暴地把黑人关在门外，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选择。她答应给黑人作证，是出自良知，出自正义，她知道黑人是无辜的；她不愿把黑人藏起来，因为她也是白人，也有白人的偏见与高傲，她的这种选择似乎也是合乎常情的。当警察破门而入，以卖淫罪威胁她，要她在伪证词上签字时，她坚决拒绝，对他们表示了轻蔑和厌恶，弗雷德用五百元收买她，她也不动心，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选择。但是，当老奸巨猾的参议员克拉克，用花言巧语，以托马斯母亲的名义，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来诱骗她时，她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伪证上签了字，这是她违心的选择。当黑人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但将他藏起来，而且保护他逃走，把枪对准了弗雷德。这又是她一次真正的选择。最后，她听信了弗雷德的花言巧语不但没有开枪打死欺骗和玩弄她的弗雷德，反而顺从地倒入他的怀抱。萨特是根据他的真实性原则来塑造人物的，既不拔高人物，也不进行典型化的概括，只是展示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剧本的结尾，莉吉非但不开枪打死弗雷德，反而倒入他的怀抱，似乎显得有悖常情，这一点也曾受到人们的批评。但作为一个妓女，恐怕也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在萨特看来，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他不想去拔高人物。
剧中的黑人完全是被剥夺了自由，受人任意摆布的羔羊。但他不能勇敢地选择，当莉吉把枪扔给他时，他却说：“我不能向白人开枪，……因为他们是白人。”萨特对这种不敢积极选择的作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英雄还是懦夫，都是由你自己造成的，人是自由的，选择是绝对的，人有砸碎任何“地狱”的权利。所以作者借莉吉之口说，“那又怎么样？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就有权像对猪一样放你的血吗？”
《毕恭毕敬的妓女》深刻地揭示了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并且通过黑人的悲惨命运，呼唤人们积极选择，奋起反抗，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