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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正义者的“不择手段”，无论后人是指责抑或辩解，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脚踏上战场，就很难挣脱战争逻辑的羁绊。而当战争尘埃落定，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正义的胜利者们是否终结战争的逻辑，抑或还将循着战争的逻辑前行？
正义的胜利者们依然是可期待的，因其胜利，更因其曾有的正义，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收拾残破的山河，平复民众的创伤，带来久违的和平。不仅仅如此，还应当彻底终结战争的逻辑，把一个曾经任由暴力肆虐枪杆横行强权无忌毫无规则可言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回归到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和平”。仅仅归结为“不战”显然不够，只有立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上，和平才是稳固的，才具有最高和永恒的价值。当然，回归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现实的体现，就是应当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中处置纳粹法西斯战犯。
但是，每一次战争都仿佛如迷失人性所引发的精神癫狂。大病虽渐愈，却不免留下诸多后遗症——最为可怕的便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胜利者们无法刹住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刹住战争逻辑的快车，依旧迷恋暴力，崇尚暴力，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为自己的意志开路，如同在战争中蔑视一切约束法则一样，不屑于回归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从邱吉尔对于纳粹法西斯战犯可以“不经审判，即时枪毙”或曰“不审而斩”的主张里，多少可感受到此种后遗症的存在。邱吉尔是出了名的为民主法制竭力鼓吹的人，之所以提出“不审而斩”是颇令人奇怪的，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暴风般的复仇情感淹没了理性，实在是欠缺说服力，而最能成立的解释是：战争的逻辑使然。
斩杀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在战场上对纳粹法西斯们大行斩杀，于正义者而言，的确有着正义的依据。但是，正义者们依凭暴力赢取了战争的胜利，一种错觉却可能在战争逻辑的惯性下产生：正义必须由暴力来肯定，正义必须依附于暴力。此种错觉的进一步延伸便是“有暴力即有正义，有强权即有公理”。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纳粹法西斯战犯的斩杀，本身已然有着天然的正义，已然是不可置疑的公理，何须要获得法秩序的许可？
然而，当和平降临，战争暴力隐退，即使刀枪未必锈蚀于库中，战马未必悠然于南山——军事暴力依旧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角却必须由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司法暴力所扮演。而在法秩序的架构中，司法暴力——军事暴力亦无例外——却必须绝对置于法的威权之下，如此才能获得自身正义的依据，也才具有正义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暴力之所以正义，根源于它受法秩序的支配和对法秩序的服从，而绝不是相反。如果将暴力凌驾于法的威权之上，暴力将丧失正义的依据，每一次斩杀，只会是对法秩序的一次反动；而所谓的“正义”，则将沦落为暴力的奴仆，惟一的功用不过是在每一次斩杀后为暴力擦拭血污。
国家（或国际社会）对于司法暴力的发动，必须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是法秩序的一条铁的规则。那种“不审而斩”，无论怎样自诩为正义，其实是不择手段使用暴力之战争逻辑的延续。如果说，在战场上与强敌以命相搏之时，正义者难以顾及斩杀的规则，即使国际社会公认的战争法则也无法束缚，尚有可以宽宥的理由，那么，在强敌已经丧失了继续暴力的可能而成为阶下之囚，依然不择手段将其斩杀，便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种暗夜下操起的刀斧，没有经过法的程序的检验，缺乏法律在形式上的允准，人们无法观察到其应当具有的合法的表征，正义与否其实是无法判断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不审而斩”作为不受法律制约的“司法”暴力，其实只会异化为一柄可以四处挥舞任意斫杀的专制利斧，无论掌握者曾经如何地正义。
事实上，“不审而斩”作为一种与公平正义的法秩序极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是极为短暂细弱的，和者无几，且瞬间随风而逝，几乎没有掷下更多的回响。然而人们的确听到过它，非但如此，还听到它发自于与纳粹法西斯顽强抗争的邱吉尔先生之口，这就让人们无法不感叹战争逻辑惯性的强大，也无法不对它曾经预示的巨大危险可能感到心悸。说来很有意思，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时逢英国大选，在抗击纳粹法西斯的战争中功勋卓伟的邱吉尔落选了，让出了首相的位子。一种传统的说法是，选民们认为邱吉尔在战争非常时期过于专横独断，如若在战争结束后继续领导国家，有可能危害到英国的民主制度。倘若我们联想到邱吉尔先生“不审而斩”的主张，无疑会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
如果说，“不审而斩”是对战争逻辑的一种延续，那么，胜利者们终结战争的逻辑，回归于公平正义的法秩序，首先便是用“先审后斩”开启的。就二战而言，这个开端的基石，则是由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所进行的两次大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牢牢安放在焦土和废墟上的。虽然直至今天，对于这两次大审判的某些问题（例如，适用法律是否“追溯既往”；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审判是否符合司法管辖权，以及审判是否彻底，等等）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个审判而言，它向世界所展现的至少是截然不同于战争逻辑的公平和正义。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针对二十一名纳粹头目的第一次纽伦堡审判中，有几个重要的数字：自审判开庭至最后判决历时二百四十八天；“有三十三位证人到庭，因起诉受到法庭盘询；有六十一位证人为十九个被告的辩护作证；另外还有一百四十三个证人通过询问而为被告的辩护提供证词；整个审理过程和记录均用了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每天，法庭都根据起诉方成员和被告方所有律师的要求，提供其需要的语言的审判副本。单是英语的诉讼副本就多达一万七千页。在准备审理期间，在盟军获取的德国文件中，有多达十万份文件被查看，其中有大约一万份文件被挑选出来，作为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文件而被重点审查。在这些文件中，约有四千份被翻译成了四种语言，并在审判时全部或部分出示。”〔10〕
有人曾质疑审判程序是否过于苛刻，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回应说：“法官们将调查证据，并得出一个独立的决定……（审判）不应该是政治迫害……我不同情那些人（比如，那些可能的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要有一个审判，那么，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审判。”〔11〕
比如，在东京审判中，由于运用的是英美法的审判程序，日本律师较为陌生，法庭因此给每一被告指定了一至两名高水平的美国辩护律师〔12〕。而法庭对于控诉证据的真实和具体要求则极为严格。至今常被提及的一件事是，“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审判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动用如此严格”，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席，以致发出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13〕
比如说，我们不仅看到了“先审后斩”——戈林等二十二名德国纳粹战犯和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法西斯战犯，分别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被法庭判决有罪并被判处极刑；也看到了“审而不斩”——不少被告人虽判有罪但只处以长短不等的监禁；还看到了“审而无罪”——有些被告人被法庭宣布无罪从而获得自由……
我们很难想见，“不审而斩”能够给予纳粹法西斯战犯们如许的辩护权利。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纳粹法西斯是敌人，而敌人只是应予消灭的野兽，绝非什么享有充分权利的被告。难道斩杀豺狼还要听听它的辩白吗？也很难想象，“不审而斩”会如此苛求于证据的真实和具体。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一切不服从“我”的意志抗拒“我〃的意志的就是敌人，而敌人有罪还须证明吗？同样很难想象，“不审而斩”之下居然会出现“审而不斩”甚或“审而无罪”的结局。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对敌人应当毫不留情、不择手段地“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有这样一件事：1920年1月，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曾经发布过一个废除死刑的法令，这对于那些被判有罪并且即将被斩杀的“敌人”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但是，“这个法令是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要想彻底消灭“敌人”仍然可以采取非常的手段。全俄肃委特科主任雅戈达立即下发一个秘密通令，指示“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即死刑）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于是，在废除死刑的法令下达之后，一大批“敌人”仍然被斩杀，“……在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14〕
历史渐行渐远。今天来翻检二战后的“先审后斩”，却依然能触摸到这笔遗产的温热，体味到它的珍贵。时至今日，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战争的逻辑依旧徘徊于我们周围。人类是否可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从每一次劫难中增长了更多的理性。当年道出“法制时代，先审后斩”的梅汝璈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此言极是。或可再补充一句：胜利者们若不终结战争的逻辑，亦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邱吉尔先生曾被人们比喻为猛狮，一头敢于面对希特勒怒吼的猛狮，而每一个正义的捍卫者何尝不是如此。问题在于，如果除去了必要的束缚，它们是否也会对着人民咆哮呢？
注释：
〔1〕引自齐家莹编著：《清华人物》，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10〕〔11〕参见林正编：《雄辩之美》，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4页。
〔3〕〔4〕〔7〕〔8〕〔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12、12、13、13、12页。
〔5〕（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1卷（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页。
〔6〕参见（英）邱吉尔：《思想与经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12〕〔13〕参见刘洪波：《胜利者的审判》，载《书屋》2001年第1期。
〔14〕见（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