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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同化首先必须借助传播的力量，它以共同语言为前提条件。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正是以禁止汉文，强制推行日语为中心进行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强调：“我们坚信，作为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国语的彻底使用。”“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7页。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殖民者就下令撤废全台学校的汉文科，一律以日语为必修课，1937年3月，《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及《台湾新民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在4月1日废止汉文栏，而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力量。台湾军参谋长荻州立兵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言废止汉文，还亲自召见《台湾新民报》主笔林呈禄、专务罗万伡强硬要求尽速实施。 何义麟：《战时台湾媒体之语言使用问题》，收入台湾史研究部会编《台湾之近代与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名古屋，2003，第241页。虽然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不一定全面禁止任何场合均禁用台湾当地语言，但一些地方还是发布了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不得使用非日语语言。如花莲厅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罗东郡三星庄设立不学日语征收过怠金规约。有人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对于不解日语者，在买车票时就曾遭鄙视道：“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等。” 志华：《中日战争下的台湾》，《台湾先锋》1940年3月号。甚至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与此相适应，日本殖民者还大力强化日语讲习所、简易日语讲习所、日语保育园等设施，专门拨款资助，倾全力于日语普及。1936年日语讲习所2197处，学生131799人，简易日语讲习所1735处，学生73415人《台湾年鉴》昭和12，第132页。。1940年前者达11206处，学生547469人，后者4627处，学生215794人《台湾年鉴》昭和16，第144页。，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43年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台湾人就学率从1942年的64％增为当年的85％，1945年预计为90％。学校一律讲日语，说一句台湾话罚金一钱。战争末期更是以奉公班为单位，设立日语夜间讲习所，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各类讲习所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同时，总督府对原住民也毫不放松地进行日语普及活动，1939年原住民地区日语讲习所265处，学生17921人，日语普及会11处，会员415人。在奖励措施方面，所谓的“国语家庭”政策被努力推广。当时一个家庭要成为“国语家庭”须向官方申请，经核查该家庭全体成员确只用日语，再由官方认定为“国语家庭”，在其门前刻“国语家庭”或“国語の家”字样。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小孩比较有机会升学，就业上政府机构优先聘用。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1～52页。至于历年日语普及程度，据台湾总督府调查，情形有如下列 据《台湾事情》昭和14～19各册统计，1944年数字见王育德《台湾》，东京，弘文堂，昭和39，第133页。另据报道，1943年解国语者达80％，见周婉窈上揭书，第49页，供参考。：
由此可见，为推行日语，日本殖民者花费了不小的心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二，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人的祖先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与大陆闽粤沿海地区基本相似，台湾文化实际上是大陆闽南、粤东文化的延伸。然而，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竭力压制当地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七七事变”后，更变本加厉，试图以日本文化来取而代之。
宗教是日本殖民者促进皇民化的重要内容，他们推行神社崇拜，在各地修建神社，老百姓在家要奉祀伊势神宫大麻，1941年统计表明台湾奉祀神宫大麻739378尊，占到台湾总户数的70％。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个，其中38个就是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建的。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男女老少均需敬神如仪。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策略有放松，但经过了这次所谓整理，台湾的寺庙斋堂数目减少了约1/3。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41、44页。祖先崇拜蕴藏着台湾人民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国故地的怀念之情，日本人也曾将其作为善良风俗予以褒扬，但在皇民化运动中，却斥之为不利于以“天皇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动，“妨碍了皇民炼成”而遭取缔。此外，台湾人原有的汉民族风俗如传统节日的春节、中元节，及婚冠丧祭习俗，被斥为“弊风”，要予“打破”。家庭中则要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榻榻米，妇女穿日本和服，等等。
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施改姓名运动，于1940年2月11日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台湾总督府就曾策划允许部分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条件是该人家须为国语常用家庭，且在思想、宗教和习惯上都内地化（即日本化）了的。对于这次的改姓名运动，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称：“本岛土地已是帝国完全的领土，作为本岛人也必须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与内地人毫无相异之处。”“亦即在精神上形式上都与内地人一样才称得上完全的日本人化。”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0页。
台湾的改姓名运动实行的是所谓的“许可制”，开列的条件是：①国语常用家庭；②具有努力涵养皇国民之资质的深厚意念，且富于公共之精神。表面上由人民自行申报，然后经知事厅长许可，但实际上是强迫执行的。日本人除了陆续刊行有关更改姓名的煽动性书刊外，还设立更改姓名推行会，由警察胁迫改换姓名。据旗山吴氏的回忆，1942年正月，他突然接到一名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西亚前线去了。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5页。1941年改换姓名者有7178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种村保三郎：《台湾小史》，东都书籍株式会社，台北，昭和20，第428页。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在皇民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殖民者企图使台湾人民“通过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来首先体会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皇民意识，并达到这一境界”。白井朝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5年1月号。
第三，强制推行皇民化思想教育。
学校教育历来是日本殖民者实施皇民思想灌输及同化宣传的骨干。“七七事变”前，台湾学校教育除了普通技能和日本式修身教育之外，最大目的正如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说的：“不过为普及国语的起见而已”。皇民化运动时期，在1941年初等教育的国民学校教育原则是“以皇国之道为准绳”，“进行国民基础锻炼”；至于中等教育目标是“锻炼中坚有为的皇国国民”，高等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准绳，锻炼国家有用的人材”，师范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主旨，体会皇国使命，培养不辱皇国国民资格的人物”。1943年起，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而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扩充，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施行，目的是以教育的彻底来促进本岛人的皇民化”。盐见俊二：《台湾统治方式与印度尼西亚统治方式》，《台湾时报》昭和18年11月号。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加强社会教育设施。在各类日语讲习所，除了教授日语外，还向学员灌输日本皇民精神，宣扬总督政令，学唱军国主义歌曲。各地普遍成立部落振兴会，设置部落集会所，开展各种活动，如祝祭日参拜神社，对日本国旗的崇敬，学用日语，奉斋神宫大麻，完纳税收，宣讲时事等等。
青年是社会生活的主干，训练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重心之一。广大青少年被纳入青少年团组织，施以训练，宣扬所谓的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等。为了培养各地青年中坚，1940年7月成立了勤行报国青年队，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3个月的兵营式训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设立了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等，“推动培养活跃于华南、东南亚地区的干部”。防卫研修所：《有关台湾问题的基础研究》（其一），《研究资料》第41号，东京，1965，第89页。
同时，日本殖民者也不放松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思想灌输，他们进一步强化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妇女会、男女青年团的活动。初步统计，1937年有日语讲习所176处，学生15985人，日语普及会21个，会员618人，头目势力者会86个，会员980人，家长会351个，会员23612人，妇女会84个，会员4276人，男女青年团372个，团员14175人，几乎囊括了原住民青壮年中坚人物和部落中的名望人士。日本殖民者还招集全岛原住民青年骨干举行碰头会，宣讲时局，挑唆对中国的敌视心理。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
第四，强迫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
“奉仕”（日语服务、效力之意）是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最流行的字眼，它迫使台湾人从事无报酬的低级繁重的劳动。皇民奉公会时期，“奉仕”更是被摆在了主要的位置，日本人宣称：“皇民奉公运动不光是口头上说臣道实践，而是挺身于实际在遂行臣道实践。”《台湾年鉴》昭和17，第178页。要求台湾人民以实际行动体现皇民思想，并证明自己正走在皇民化道路上。显然，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无偿使用台湾劳动力而耍的花招，也是强制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纷纷出笼，学生要参加“热汗奉公”劳动，工矿企业组织各种产业奉公团，大幅度增加劳动强度，廉价榨取台湾工人的劳动成果，商业界则成立商业奉公团，配合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稳定市场。1944年，进一步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
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迫售金银、发行公债和强迫储蓄来搜括台湾人民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帜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1937年开始的“金报国运动”，强迫人民出售金、银、铜、铁、锡等，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由台湾银行牵头，通过储蓄组合、信用组合、保甲部落团体，挨门逐户推行，到1939年3月，金额达5000万元。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金献纳的名义下，台湾人民被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