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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02万元；其二，公债发行量的增多，1914年在总督府特别会计表上出现了304万元的公债金项，1920年公债金额为897万元，总计1914～1920年间发行公债2420万元。总之，这一阶段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在砂糖消费税转走之后虽暂时有所困难，但很快又有新的财源补充，渐呈好转的态势。此期台湾总督府财政已不如前一期，部分发展项目如铁路、港口等也必须依赖公债支持。
财政支出方面，本期发展事业继续实施，并在水利事业上有新的开展。历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与前一期无大的差别，不予赘述。在此仅就事业费的一些变动情形做一简要的叙述。1914年事业费在总督府岁出中所占的比例为5287％，较之1913年的6239％和1912年的7302％相去甚远。在事业费的绝对值上，1912年为3817万元，1914年减至2518万元，1915年为2289万元，这表明受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财政支出也有收缩的趋向。不过，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善，1917年事业费支出猛增至7536万元，占岁出的7661％，此后一直高居70％左右。以1920年与1896年相比，台湾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倍。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878页。
7财政困难的发生和持续
1920年代世界战后经济萧条给台湾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台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繁荣急剧消退。据何保山的测算，1920和1930年代台湾的工厂产量增长大大低于1920年代以前。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3页。工业的主干——制糖业1920～1929年的增长率为1126％，1930～1939年增长率为504％，比1912～1919年的198％下降了许多。由于台湾工业结构主要依赖食品加工业，因而制糖业增长的萎缩导致整个台湾工业增长速度随之减缓，财政收入也陷入了困境。但是，前一时期铺开的大摊子又一时无法收缩，收入降低与支出增长恰成反比。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总督府不得不谋求解决之道。1921年度起开征了第二种及第三种所得税，尤其是1922年开始的酒专卖的实施，给台湾财政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年就收入了648万元，占专卖总收入的1086％。此后，酒专卖收入逐年增长，1924年为109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1694％，1925年为123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275％，1928年为1528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994％，成为与烟草收入并驾齐驱的两大专卖收入。由于酒在日本国内及其他殖民地均未列为专卖品，台湾人民凭空又新加了一重负担。
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详细情形，请看表3…16。
这一时期台湾财政收入总的变化并不大，地租收入基本稳定不变，砂糖消费税收入有所恢复，但到了1932年仍只252万元。从租税收入的总金额看，开征第二、第三种所得税后带来的效益并不十分明显，租税总收入在2000万元上下波动。专卖收入在本期明显增加，1921年为2254万元，1931年达3947万元，最高时的1929年达到4847万元，占岁入经常部的45％及总督府该年收入总额的32％。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总额亦由1921年的4396万元增至1934年的8514万元，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因在于酒专卖的实施。五大专卖品表3…16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21～1934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租税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酒专卖总计其他临时部台湾总
督府岁
说明：a《统计提要》为18065。
b为该年预算数。
c据《统计提要》1933、1934年同。
中，鸦片、食盐收入逐年降低，樟脑收入亦呈下跌趋势，唯烟、酒专卖收入持续增长，且后者的上升幅度更猛，从1922年的648万元增至1928年的1529万元，达2倍多，占专卖收入的29％，成为台湾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第三大财源。可以说，酒专卖的实施是台湾总督府因应财政困境的重要砝码，而专卖收入成为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91页。
本期总督府岁入临时部中公债款数，1921～1931年间计23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1923、1924年度分别出现700万元及320万元的借款，这是在以前的财政收支表中的未曾见的，所借款项来源与用途不得而知，它表明总督府财政状况确实出现支绌的局面。
台湾的财政支出继续呈现膨胀状态，岁出总额在1927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34年达到了11222万元。前期铺开的建设摊子无法压缩，新的项目又亟待资金挹注。
各类经费所占比例与前期相比并无改变，但事业费支出在本期有较大的波动。1921～1922年呈上升状态，1923～1926年则急剧下降，1927～1930年再度上升，1931～1933年又再下降，1934年始又回升，财政收支的不稳定性凸显出来。
五财政的恶性膨胀时期（1935～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和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台湾财政也进入所谓的“岁计膨胀”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外，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将台湾纳入其战争体制的轨道，诸如军事费的征收、防空设施的加强、为建设南进基地而进行的生产扩充、重要军事物质生产的确保、统制经济的实施等等，促使台湾总督府逐年编制了庞大的财政预算，1942年与1937年相比，5年间预算膨胀了5倍。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299、313页。以1942年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预算内容来看：教育经费1764万元，占4％；产业关系经费7502万元，占17％；铁道事业经费7300万元，占17％；递信事业经费1844万元，占4％；土木事业经费1852万元，占4％；营缮事业经费680万元，占15％；警察司法关系经费2078万元，财务处关系经费14833万元，占35％；其他一般行政经费3684万元，占8％。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3～314页。
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庞大的财务关系经费，细分其中内容，则专卖事业经费占7083万元，其余有临时军事费4656万元，国债719万元，第一、第二预备金1420万元，恩给负担金580万元，真正用于台湾财务上的只不过373万元。也就是说，除了专卖、财务经费，实际上有7376万元是贡献给日本一般会计的。因此，财政支出的重点项目序列分别为产业关系经费、临时军事贡纳金、铁道事业经费和专卖事业经费。产业关系经费的持续增长是由于“为使台湾作为帝国的兵站基地真正有助于南方政策，最急要的事项在于促进台湾的工业化”。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7页。主要功能在于扶助各类军需工业的发展。铁道事业经费的猛增，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南进扩张后，对台湾铁路的迅达有了更高的要求，“痛感增强铁路的绝对必要性”。一般行政费用的上升，主要出于防空、军事救护等经费的激增。总之，本期台湾财政属于战时财政体制，一切围绕着确保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努力，在财政支出上体现了浓厚的朝战争相关费用倾斜的色彩。
本期财政收入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租税收入的飞速增长，就绝对金额来看，1943年是1937年的近5倍。1937年，台湾创设“台湾北支事变特别税”，一年内上缴日本一般会计170万元。随后，日本议会第73次会期通过临时军事特别会计预算，总额485000万元，也要求台湾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以‘财物’向国家奉公”。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支那事变特别税令》、《台湾临时租税措置令》等一系列增税法令，仅1938年度就有370万元，除少量增税费外，全部归入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1942年还增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这一时期台湾的增税范围包括所得税、利益配当税、公债及社债利息税、法人资本税、砂糖消费税、临时利得税、骨牌税、印纸税，同时新设了物品税、通行税、酒类出港税、入场税及特别入场税、建筑税、游兴饮食税、特别法人税、清凉饮料税、广告税、马券税等等，战争带来的对台湾民众的搜刮愈益加重。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其次，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税制中直接税占了很大的比例，所得税、配当税、临时利得税及特别法人税等征自集团法人的税收增多，日本人及其会社、商店可以逍遥于赋税之外的时代开始结束，这可说是台湾财政政策的一大改变。
卖收入是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其三，财政支出中事业费支出一直是重点项目，日本殖民者为掠夺台湾富源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遗余力，只是在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战争影响而有所改变；其四，财政基本上取之台湾用之台湾，关于这一点，一般的殖民地财政若有盈余（或即便没有盈余）也必须为宗主国财政做贡献。台湾自1901年后每年财政都有一定的盈余，多者占总督府岁入的28％，少亦有10％～12％之间，完全有能力为日本中央财政做奉献。但为了强化台湾基础建设并补助、奖励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开发与掠夺，财政资金运用更着重在台湾岛内的发展项目上。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除了被征入伍战死者外，还付出了很大财物上的贡献。据统计，1937～1944年台湾地区战争税收入约31402万元，均被拨入日本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加之上年度剩余金中也有一部分必需缴入日本一般会计内的军事费，该项费用1936～1944年间达7395万元。换句话说，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台湾人民身上公然掠走的战争费用就达近4亿元之巨。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146页。
结束本章之前，再来看看台湾殖民地时期的鸦片问题及其与台湾财政的关系。鸦片传入台湾始于明朝末年，清代已与赌博一起并称为台湾的两大弊俗。近代开港后，鸦片成为台湾对外贸易输入的最大宗，贸易量从1864年的99700斤增至1894年的390900斤，增长了4倍。刘明修：《台湾统治与鸦片问题》，山川出版社，东京，1983，第9页。难怪李鸿章要警告日本人台湾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严禁日本人吸食鸦片，对于台湾人，依后藤新平的建议，采行渐禁政策。时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的后藤在《有关台湾鸦片问题之意见》中提出：鸦片应实施政府专卖，岛内设置鸦片特许药铺，允许特定吸食者购买，如此一来政府可从中收取税收，加上鸦片输入税，合计可得240万元以上，以之充实卫生费用，此为以毒攻毒之策也。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59～60页。这一收入对苦于财政困境的日本殖民者来说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随着鸦片渐禁政策的实施，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