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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戒心，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主动出击。
于是，当早晚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的时候，我故意不经心地哼几句歌曲的旋律，如：《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走，跟着毛泽东走》等等在部队流行的歌曲，好看看大家的反应。但既没有人来应和，更没有人偷偷来请我唱下去。显然，这里的环境要比釜山十一收容所复杂和严峻得多。
用老办法不行了，我只好找机会个别交谈。我本想既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又要摸清对方的真实想法，可谈了两个都碰了钉子。我有些着急了，一天晚上熄灯后，我抱着毯子躺在高翻译身边，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老高，关于停战谈判的事你听说了吧！”
“史密斯上尉跟我说过。”老高说。
“但愿早日谈判成功，这场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你说呢？”我试探着说。
“打不打下去，对我是无所谓了！”老高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不，早一天停战，咱们就可以早一天恢复自由。你还想老在这里受罪呀？”
“谁知今后会怎么样？我是过一天算一天。”
“不，老高，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老高沉默不语。
“老高，你看不出来咱们联队现在的情况么？搞不好，就快变成‘７２’那样了！”
仍然没有回答。
我见他还是不吭气，便把头靠过去低声说：“老高，我看得出来，你是有骨气的，咱们总不能让那些认贼作父的坏蛋胡作非为吧！”
“老张，在部队我就是个普通群众，现在我也不想参加政治斗争，有碗饱饭吃就知足了。”
“老高，跟我们一起干吧！咱们要不抱成团，叛徒们就要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了。”
“我，我胆子小，哪边都不参加。”
“啊！”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不料，老高又补充一句：
“老张，你放心，我也决不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好吧！”我叹了口气，“希望你再想想。”
这次谈话使我很恼火，心想：“怪不得总说知识分子有软弱性、动摇性，尽是些胆小鬼。”我找机会把情况向金甫同志谈了，他却笑着说：“大家还信不过咱们，能够表态说决不做对不起咱们的事，也就不错了。别着急，咱们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半年以后我才弄清楚老高的真面目：其实他这时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地下活动，但对我一来就当翻译甚为怀疑，很不放心我。
鸿门宴
～～～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ＣＩＥ学校的通信员到联队部来找我，说：“美军伍牧师来了。我们校长请张翻译官去帮助翻译一下。”我随他进了学校的办公室。我来“８６”后，还从末到这个“学校”来过，心想趁机了解一下也好。我环视一下“办公室”，没见到任何一件教学用品，只见屋子正中摆了张方桌，桌子上摆满了集中营里罕见的罐头食品听装啤酒，桌子周围坐了好几个人。
傻大黑粗的大麻子程立人校长站起来说：“张翻译官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别的人也站起来说：“张翻译官请坐，请坐。”
我平时极少和这些人来往，只知道程大麻子是个“铁杆汉奸”。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心里有些怀疑，嘴上却说，“不敢当，是伍牧师要找我吗？”“伍牧师今天没来，是我们兄弟想请张翻译官来叙叙家常。您请坐，随便吃点，随便聊聊！”程大麻子干笑了一下，边说边把那些绿色军用罐头移到我面前。我在他对面慢慢坐了下来，努力用微笑来掩盖心里的紧张，平静地说：“我从釜山来的时间不长，整天跟着史密斯上尉瞎忙，没有早点来看望你们，抱歉，抱歉！”
其他人七嘴八舌地抢着说：
“张翻译官，太客气了。”
“您不比我们这些小兵整天吃完了没事干。”“我们早想请您来见见面了！”“大家都是落难之人，您不必客气！”
“今后还请张翻译官多帮帮我们弟兄的忙！”
程大麻子把手一摆，大家停了下来。他端起打开盖的听装啤酒站起来说：“张翻译官，我们早就听说您的才干深受美国人赏识，您要是瞧得起我们，今天就同咱们弟兄喝杯团圆酒。今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您请！”
这时我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我也端起啤酒站起来说：“程校长过奖了，我只不过会说两句洋文，借此混碗饭吃罢了。今后还要你们多指教哩！”说完，我喝了一口酒坐下来。
程大麻子坐下来想了想说：“张翻译官，您才来‘８６’不久，可能还不大清楚这里的情况。咱们战俘营虽说进来的都是战士，可混进了不少当官的，还有好些共产党分子，这些人暗中串联，还想抓权来压制我们。咱们这些当兵的，出身不好的，上过学的，以前在部队尽受他妈的排斥、压制，好不容易解放出来，决不能让那些当官的再骑在咱们头上！您在联队部，又受到史密斯上尉重用，您得站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请您来，是想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把啤酒罐拿在手里转了转，含笑问：“你们的组织叫什么？”
程立人说：“这个，您若是答应参加，我自然会告诉您！”
我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说：“咱们都是为联合国军效劳，参不参加组织只是个形式问题。再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早就宣布过禁止在战俘营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让史密斯上尉知道我参加了什么组织反而不好。您说呢？”
这位校长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张翻译官，您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勉强您。不过，今天您既然来了，我们还是想听您一句准话，究竟是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仰仗您在史密斯上尉跟前替我们说话？”
好家伙，这是逼着我表态了。我该怎么应付这群走狗呢？我也盯着他紧张地思考着。
忽见他摆了下头，立即从外面进来了几个手提警棍的大个子ＰＧ队员，围在我身后。我感到心跳加剧，血往头上涌。
“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我心慌！”我告诫着自己，“奴才最害怕的是他的主子。”
于是，我把啤酒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程校长，您不会认为美军是无缘无故地重用我吧！我的情况。您可以去问史密斯上尉，或者向第八军情报部调查更好！不过，今天承蒙您盛情款待，我也请大家放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说完，我很自然地环视了一圈。
一时他们都愣着说不出话来。然后，由程大麻子带头鼓起掌来。
程翘起大拇指说：“张翻译官，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来，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完说：“对不起！我得回联队部了，免得史密斯上尉有事找不着我！”
“好，好，招待不周，张翻译官，多多包涵。”程说完话，指挥这群奴才恭恭敬敬地送我出门。
我走出“学校”大门，迎着清凉的海风，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夺旗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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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方在板门店和平谈判中提出所谓“根据战俘志愿进行遣返”的无理建议，造成停战谈判的僵持之后，战俘集中营内双方的斗争也急剧尖锐起来。叛徒们一方面极力发展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的执法权利，在集中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我们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殴打我们的人，制造白色恐怖。
我把从美军《星条报》上看到的有关和谈的消息告诉了金甫。我们决定开展以反背叛、争取回归祖国为宗旨的斗争，在群众中大力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展地下斗争组织，并把分散的、自发的地下党、团和爱国组织逐步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
我所在的军被俘的人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新战士是四川人，不少还是从成都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９５军合编过来的，在旧军队中多半参加过袍哥组织。这些新战士虽然接受我党、我军教育的时间很短，但大都有爱国心，讲义气，被俘后也不像有些党员、干部那样，因怕暴露身份而顾虑重重。他们对叛徒们克扣粮食、副食，故意派不顺从他们的人干重活、脏活和随意打骂人的做法也敢于反抗。他们中有的人在反虐待、反迫害的斗争中自发地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类似袍哥的“弟兄会”组织。我们一些地下党团组织则因势利导地积极争取弟兄会组织投入反叛徒控制和反背叛祖国的斗争。
为了对抗联队警备队的挑衅，在我们所控制的几个大队都由弟兄会成员来组成自己的“大队警备队”，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样一来，集中营的气氛更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９日下午，金甫叫人找我到一大队去开会，我去后见到了一大队的时占魁、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卫生员钟俊华等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还见到十来个不大熟悉的同志，其中有四大队警备队长陈昆、五大队警备队长陈其武等同志。
金甫主持会议说：“因为形势紧迫，只好把各大队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都找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先请李志虹同志介绍情况。”
小李是我们秘密打入联队警备队的自己人。他报告了如下情况：
当天中午，他们警备队长周演达召集了紧急会议。这个刚从东京受训回来的队长在会上先拿出一个包袱，让大家猜包里是什么东西。大伙猜不出，他就打开包袱，抖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狗腿子们不禁惊呼起来。周演达立即摆手说：“轻点，别让共党分子听见了！”然后又得意地告诉队员们：“这面旗子是伍牧师送来的，要我们警备队明天早上在大门口把旗子挂出来，庆祝双十节（即国民党政府所定国庆节），好让美国随军记者来拍照。这个照片登出来全世界都将知道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这就会让在板门店谈判的共党代表下不来台！咱们警备队也就立了个大功。”周演达还说：“估计共党分子要捣乱，大家要严密监视他们，对为首分子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再说。伍牧师已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协助我们行动！”
听了小李揭露敌人这一卑鄙阴谋，大家都十分气愤，大骂这些狗腿子卖国求荣。
金甫站起来请大家安静下来，说：“时间紧迫，我们集中研究一下怎样粉碎敌人的阴谋吧！”
只见四大队大队副兼譬备队副曹明同志，这位智勇双全的老侦察员，操着一口山西口音，不紧不慢地讲出了他的主张：“对付疯狗的最好办法就是拿棍子揍他！我建议把咱们各大队的力量紧急动员起来。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围攻警备队，烧掉狗牙旗！”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些怎样分工，怎样加强战斗力的想法。还提出了可以让小李力争先把狗牙旗偷出来烧掉更保险些的建议。金甫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详细部署。其中包括他本人将立即通过医务室的朝鲜医生转到６４野战医院去暂时回避一下可能出现的敌人的大搜捕。
最后，他说：“在我返回之前，张泽石同志将代替我负责集中营的联系和协调工作。现在，请张翻译官讲话，”
我激动地站起来，看了看我的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又坚贞不屈的战友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