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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手记 作者:张泽石-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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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模糊了:春天,春天,如果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黑色的枪口,而是绿树、鲜花,如果这梦幻似的歌声是来自鲜花丛中,该多么好!
  歌声突然中断了,那位小合唱的指挥者看见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跑过来,站在铁丝网跟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
  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难友们抬起了头。我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毛泽东、金日成万岁!”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我耳边:“GODDAMN!DONOTSTOP!DONOTLOOKAROUND!“(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我冷静下来,使我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
  搜身比赛
  ~~~~
  我们被押送到挂有“第10号战俘收容所”牌子的营门口就停了下来。接着,两旁的美国卫兵开始了对我们的“搜身比赛”。他们狂呼着一拥而上,搜索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每当有人搜到一样东西就发出一声欢乐的怪叫。我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瑞士GYMA怀表可以免遭劫难,也被一个大胡子美军在我裤档里找到了,他摸到以后得意地怪笑着,硬把我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拿着怀表对别的美军高喊“GYMA”!炫耀他的“胜利”。
  那只怀表本是我父亲送我的珍贵纪念品。1948年我从清华大学到解放区跨过封锁线时,曾用同样的办法使它免被国民党士兵搜走。这次却没有躲过更为狡猾贪婪的美国兵。
  经过这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我们被赶进了第10号集中营。我们列队进入一个帐篷,完成每个人的入营登记。在“战俘登记卡”上除了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所在部队番号、军衔、职务、健康状况等等之外,在卡片的顶上还有一个要求战俘本人必须记住的战俘编号。
  我的编号是730030。
  然后由一些从战俘中选任的工作人员各领50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空帐篷里住下来。同时,扔给我们每人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我们的志愿军军装。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集中营内的战俘生涯。
  寻找
  ~~~
  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G-2”,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
  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30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说:“我是人民军军医,去年被俘的,我一直在给中国难友们看病。但凡是找我看病的我都要进行考试,如果你说蒋介石好,我就不给你好药!”
  他的神情是那么天真。我也不禁笑了,说:“你不怕我去向泰勒上尉告密?”
  他摇摇头说:“我看你不像坏蛋,你一说英语我就更可以肯定了。你们志愿军会说英语的只有大学生,而大学生是不会当叛徒的!”
  “你的这个推理并不可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他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劳动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拥抱得更紧了!看到旁边的病人奇怪地看我们,他冷静下来,放开我仔细地为我诊断了病情,给了药,又用英语跟我约定晚饭后在医务室见面,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我走进医务室,只有他单独在那里等我,桌上还摆着打开了的水果罐头。他一见我又赶上前和我热烈拥抱,把我按到他自己坐的椅子上,把罐头移到我前面用英语说:“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我的好朋友,请吃吧!”
  “你要先告诉我这罐头怎么来的?”我笑着说。
  “这是这里管后勤的美军少尉送给我的。为了酬谢我常给他开些贵重药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赚钱。我这是帮助敌人去偷敌人的物资,多有意思!”他低声地说完爽朗地笑了。
  “医生同志,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哦,我叫崔成哲,毕业于平壤医科大学,中尉军医,今年29岁。你呢?”于是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告诉我说:“这个集中营里有志愿军的叛徒,已经把握了G-2特号的大权,正在帮助美第八军情报部拷打被审讯的难友。他们把伙房也掌握了,贪污大家本来很差的伙食。我真急死了!我看志愿军战友们太老实,叛徒们太坏!你要主动去争取泰勒上尉的信任,把这个集中营的大队部抓住。否则就太晚了!”
  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摇着说了他的上述建议,我也使劲地点了点头。
  争权
  ~~~
  当晚,我躺在炕上反复考虑崔成哲的建议:看来美军并不了解战俘内部状况,语言又不通,只得任用战俘来管理战俘,谁当上了大队长谁就掌握了这个集中营的内部控制权。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连、营干部来当大队长,我来当大队翻译协助他掌权,但目前我熟悉的连、营干部这里一个也没有。我必须自己去当这个“俘虏官”了。只是,难友们会怎么看我呢?会不会把我当成敌人的走狗呢?我最好等见到团里的首长请示之后再行动。可空等下去会不会丧失时机呢?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立即去争当大队长。
  第二天,我转到位于营门口的泰勒上尉的办公室。泰勒看起来有50来岁,不像军人倒像个和善的老头。我尽量自然地用英语对泰勒说:“哈罗,您好!泰勒上尉。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以减轻您的辛劳!”
  体格健壮、脸色红润的泰勒抬起头来,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一样惊住了。然后摊开双手说:“怎么搞的,你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位英语说得这么好的战俘!”
  “我一直在卡片登记科为您效劳,现在工作量很少了,以致我想我快要失业了。另外,我还希望最好能说说英语,以免错过一个能增强我的口语能力的机会!”
  “等一等,你先坐下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是怎么学会英语的?你是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泰勒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又把曾对布鲁克斯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上身往后一靠说:“哦,哦,你想有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你肯定会有的,只要你在我手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翻译官了!不,等一等,对了,现在这一批战俘过几天就要送往对面战俘营在那里等待去巨济岛了。你立即为我建立一个新的大队部,你来当大队长。”
  我故作为难状说:“大队长!我担心我干不下来。我从来只执行军官们的命令,还没有指挥过别人呢!”
  泰勒不屑地一摆手说:“有我呢,谁要敢不服从你,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那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还是只当你的翻译算了!”
  我谦虚地说。
  “不,你一定行!”
  “我尽力而为吧!”于是,我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真的当上了这第10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
  当天,我就找了方向前担任我的大队文书,并请他替我物色了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等,组成了大队部。在第一次大队部会议上,我宣布了“根据泰勒上尉指示”必须遵守的两条规定:
  (1)不得打架骂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讲同胞兄弟的团结互助。
  (2)不得搞贪污,搞特殊,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随后,我又请管总务的美军少尉布朗领我前去“视察”伙房、清扫队。我请少尉做指示,少尉强调了饭要做好,卫生要搞好。我在翻译时则趁机补充了上述两条规定,并明确说违反规定者将立即解除工作,送往巨济岛去。
  在用这种策略建立了我的权威之后,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核心。这要求我首先深入了解我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该怎么做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好主意。
  方向前为我挑选的通讯员小刘,卫生员小夏,管理员小李都是四川小鬼,只有原来就在清扫队担任翻译的曹友是湖北人,是个“老”战俘。
  据方向前介绍,曹友脑子受过伤,有些疯疯癫癫的,这首先引起了我的警惕。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开始给几个小鬼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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