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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为“迎接”我们，增加了很多岗哨，还有不少手执防毒面目的卫兵。这个集中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建在一块荒芜的河滩地上，成正方形。从大营门进去，东西南北都有互相隔开的小铁丝网，正中是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操场。每个小铁丝网都有小门可进入广场。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离大门很近，很小，里边只有一个帐篷和一个厕所，厕所旁有一个可以冲澡的小间。
在我们对面隔着大门的是管理人员的帐篷，伙房、医务室、库房、清扫队等。除了几个负责管理的美军人员外，勤务全部都由被判刑的朝鲜人民军“战犯”战俘担任。这些人民军战士都是在游行示威、绝食等斗争中与前来镇压的美军或南韩军发生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
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到来，引起了很大骚动。每个铁丝网内的老“战犯”们都排着队向我们敬礼，唱歌，喊口号，欢迎我们这些新“战犯”。敌人立即向人群扔掷毒气弹，黄绿色的浓烟在铁丝网内外升起，那些铁丝网外的毒气弹是战友们又扔回去的。这场特殊的欢迎仪式直到我们全部被押进“代表团特殊小队”的铁丝网并被轰进帐篷之后才告结束。
等押送的美军都退走之后，我们１８个人互相握手拥抱。代表团团长老李又特意向我们两个中国代表介绍了其他朝鲜代表的姓名、在部队职务、所属战俘营编号等，我这才知道我们１８人的组成是：除了他和老孙为正副团长之外，其余１６名分别代表１６个志愿回国的朝中战俘营（女战俘营除外）。
这一天大家都很兴奋，总算熬过了正式美国监狱的单独囚禁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战友们又都聚到了一起。尽管大家都离开了自己所代表的战俘营，但这也是一个小的新的战斗集体。
又一种新的战俘营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危险，总可以互相支持鼓舞了，总可以从事一些比在监狱有效的、集体的对敌斗争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老孙身旁问他今后怎么开展斗争？他想了想说：“形势很严峻，敌人已经把我们和广大战友们隔离开。我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今后我们大概将长期被困在这里，让我们在无所事事的隔离生活中消磨掉斗志！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他们的人质，作为要挟我方和谈代表的资本。我还担心他们会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强使我们为他们在世界舆论中消除杜德事件的影响服务！”
听了他的这番考虑深远的分析，我也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心里想着该怎么去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还没找出答案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老孙被请去和几位朝鲜师级领导人开了一个会。老孙回来传达说，大家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同意老孙昨晚对我所作的分析，决定做好与敌人进行长期的针锋相对斗争的思想准备。首先是健全内部组织，他们都是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吸收老孙和我参加劳动党。我与老孙和另外三位朝鲜战友分在一个党小组里。大家选举了原朝鲜平壤俄语大学校长辛泰凤同志担任特别支部书记，老孙担任副书记。全体同志接受支部统一领导。
支部做出决定，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努力学习，顽强斗争，每周一次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开展互助，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并开展学习上的互助；开展有益的健康的文娱活动以增强革命乐观主义；在对敌斗争方面，决定一方面继续向敌人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撤销“战犯”罪名，把我们释放回各自的战俘营，一方面积极设法与“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以取得总委会的领导，参加统一的斗争行动。
我听了很高兴，既高兴我们被朝鲜战友们接纳为劳动党员完全成了一家人，又高兴我们的支部领导坚强有力，细致全面。我心想：“别看我们老孙只是个营级干部，领导水平绝不比师级干部差。”但是我却没敢说出来给老孙听，我知道哪怕只是稍为流露出一点点这种情绪也准要挨一顿狠狠的批评！老孙一直非常真心地尊重朝鲜同志，也总是这样教育我。他的全局观念、党性远比我强。等到我和朝鲜战友们朝夕相处久了，真正了解了他们，我才为自己那种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感到害羞。
“宏大”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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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要求我模范地尊重和执行支部布置的任务，搞好和朝鲜战友的团结。我决定先和我们党小组的三位朝鲜战友加强相互了解，同时制定了一个学习俄语和朝语的计划。
书记辛泰凤同志欣然答应当我的俄语老师，三位同小组的朝鲜战友答应教我朝文。当我知道代表团团长的围棋下得很好，便又请他当我的围棋老师。我在两天之内就用水泥和油漆做了一副漂亮的围棋，画了一个棋盘，材料都是我直接向美军总管托雷上尉要来的。
老孙对我制定的学习计划和实际行动很满意，开玩笑说：“看来你还想学好俄语去苏联留学呢！”
我说：“解放前我想去美国留学，没能实现，今后也不可能了，才打算回国后去当留苏学生呢！”
我至今还记得和我同一个党小组的朝鲜战友，一个姓朴的是人民军的师团政治委员，年约４０岁，红扑扑的脸膛，左脚受伤有些跛，人很风趣，思想又很敏锐。难得的是他还会一些中国话，因为他是在图门江边长大的。另一位姓金的是人民军的副团长，年约２５岁，身强力壮，逞强好胜，好争论问题，有时还红脸，下棋输了都不高兴，但很直爽勇敢。另一位姓李的是人民军的团后勤主任，是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当时已５０岁左右，我们叫他“阿爸爷”（即老大爷）。
阿爸爷会讲不多的几句中国话，为人和气、慈善，对我很关心，他给我讲的朝鲜民间故事最多了，我也很敬重他。
我们两个中国人和１６位朝鲜战友生活在一起，语言障碍是第一需要解决的。一开始我们使用“国际语言”，朝、中、英语都用，有时还包括大量的手势。往往一句话里就使用了两三种语言词汇。这样的好处是我们较快地沟通了思想和日常交往。但这很不利于学习和掌握正规的语言，因此尽管和他们在一起整整一年，我却没把朝鲜语学好。
朝鲜的文字采用拼音字母，是把汉字拆开来使用的。如“Ｉ”和汉语拼音中的“ｉ”相同，而“卜”和“ａ”同音，朝文一共２４个字母，很好掌握，我只用了一个钟头就学会拼音，能拼读朝文单词和句子了。但朝文的语法和中、英文差别都很大。朝文属东方语系，和日文、蒙文类似。比如把动词（谓语）放在句子的末尾就是一个特点。我们说“中朝人民是一家”，他们说“中朝人民一家是”。
由于朝文中外来语多，包括来源于汉语的词汇相当多，语音和粤语相近，这样，朝鲜同志就常用汉语词汇和朝文语法来和我们谈话，日子长了习以为常，我们自己说汉语时也朝语化了。
就朝语来说，我学得最快最完整的是朝鲜的歌词，在那一年里，我几乎把他们会唱的歌曲包括民歌都学会了。朝鲜民歌我很喜欢，那种热情、活泼的风格和优美的旋律，很适合我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舞蹈，柔美之中含有刚健之气，我常想，朝鲜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而仍然保持着乐观善良的民族性，真是难能可贵。而且在集中营生活中，我更体会到作为人类灵魂语言的音乐，在苦难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激励生活的勇气和抚慰心灵创伤的作用啊！我也正是从这方面更愿意和朝鲜战友们接近和愈来愈融洽，使我成了他们大家喜欢的小兄弟。
学习俄语也较大地充实了我的空虚难过的“战犯”生活，分散了我那对自由、对祖国思念的痛苦之情。老师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我从字母学起，要听、说、读、写、背诵、做练习。我向托雷上尉讨来了一些纸和半支铅笔。后来他不再供应纸，我就用烟盒、水泥纸袋缝订成本子，请老师写课文，请老师改作业。
辛老师的俄语真好，后来才知道他原是苏联塔什干师范学院院长，苏籍朝鲜人，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朝鲜担任俄语大学校长。感谢他的教育，使我实现了那时想多学点本领回国好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回国之后我还真担任了几年中学俄语教师，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苏联歌曲教给我的学生。那些俄罗斯民歌曾以它深沉的感情使我着迷，减轻了我心灵上的痛楚，那首曾为列宁喜爱过的《光明赞》，几十年来都伴随着我度过了艰难难岁月。
兄弟们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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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犯集中营的第一个月，我们也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美军战俘管理当局将我们释放回去，写了不少抗议、要求，甚至进行过绝食斗争，但毫无结果。
不久，我们通过清洁队的战友和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知道总领导人老朴同志也已被单独拘押。而和谈已中断，敌人随时可以找借口强行镇压。总指导委员会建议我们暂行休整一下，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准备好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
这些有机会外出的清洁队的战友们还带回消息说，“６０２”的志愿军同志已全部移往济州岛去了。说他们在被运走之前曾进行多次斗争坚决要求我们回去，否则拒绝上船，结果遭到严厉镇压，还是被强行押走了。这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回国支队中只有老孙和我两个中国人留在巨济岛上了！
尽管朝鲜战友们多方安慰我们，我的情绪波动仍然很大，我在那本俄语练习本背面写上了首唐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被老孙检查我的作业时看见了，他沉默良久说：“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但椽子总得出头才能用。我们恐怕要有思想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
我看出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被敌人永远拘留甚至杀害。
我望着他说：“老孙，活，我跟你活在一起；死，我与你死在一起！”
他用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肩，又安慰我说：“敌人也不敢轻易杀害我们，他们还有被俘人员在咱们手里呢！你那么思念你故乡的巴山夜雨，有一天会再见到的！”
济州岛传来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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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中句，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传来了关于济州岛第八集中营中国战俘的消息：他们在１０月１日国庆节那天升起十面国旗，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战俘的回国意志，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护旗勇士们被杀死５６人，重伤１２９人。这个噩耗使我们十分悲痛，也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直想象着济州岛上的战友们怎样赶制五星红旗，绑旗扦，挖旗杆坑，怎样在黎明时升起十面国旗来。战友们那雄壮的国歌声响在我耳边，敌人大屠杀的硝烟火药味进入我的嗅觉，战友们在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时的英姿，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亲爱的战友们，我多么想展翅飞到你们之中去啊！第二天，我们以中国战俘代表的名义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了一份《最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