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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
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１９４８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年关”，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１９４９年４月９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１９４９年“四·二○”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论。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Ｍ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后，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坚强地去战胜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一切艰难困苦，不能不说得益于那时的锻炼！
开始我到双流县红石乡去当农民，发动贫雇农参加革命，后来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参加川西地下党组织，叫我创办山西地下党报《火炬报》。白天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夜里通过秘密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连夜刻印报纸，再步行几十里送到接头地点去。联络站遭到特务破坏后，我连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据点的战友们紧急撤退。
我们撤退到名山县，在周戈西同志领导下准备成立游击队。我以“刘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义到乡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总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动员土匪武装加入反蒋行列，参加游击队。１１月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成立后，我们在邛崃山区里为堵击胡宗南部队逃往西康、云南，进行了艰苦行军作战。
所有这些革命实践，对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磨练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监狱里特别需要这种磨练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它！
在牢房里，当我从反思中意识到我自从来到人间接受了那么多的爱，我的亲人、老师、同学、战友都曾无私地关怀、爱护、帮助我，使我成长为一个知道生命价值所在的人。我应当能够承受一切痛苦，去坚持真理和正义，决不能使爱我的人们失望！
现在回想起当年在监狱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有机会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许多问题，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为此，我还应当好好感谢波特纳呢！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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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在我们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绝食后第二天，菲利浦来了。他进到我的牢房，一见我就“同情地”摇着头说：“这样对待你们确实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们抓的杜德将军！”
见我没有说话，又说：“张，你有什么要求？让我看看能否帮助你减轻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说：“你说说现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的情报吧！我可以告诉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这里，我便说：“第一我想我们三个中国代表应住在起，第二我想读书。”
他拍了下手说：“果然如此！这好办，我将设法满足你的愿望！但你们的秘书黎子颖即将放回“６０２”，他不算是代表团正式成员。你可以和老孙在一起。”说完就走了。
我对此未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刚吃过下午饭，看守长就打开我的牢房，显得挺高兴地对我说：“张，你真有办法，上面来电话同意你的请求！”我一时没转过弯来，问他：“我没提什么请求呀？”
“你不是要求和你们的孙少校住在一起么？我这就给你们调整房间！跟我走吧！”
我拿上作为我全部行李的那床军毯，跟着他来到一个稍大点的牢房，从小窗口一看，果然老孙坐在里面，我高兴得真想蹦起来。
牢门打开，老孙愉快地笑着迎接我。等看守长走了，我抓住老孙的手直摇，傻乐！我说：“菲利浦还真有点意思！”
老孙说：“他明天还会送书来，只怕他又下了一次收不回本钱的赌注哩！”
第二天，菲利浦果然送来了两本书和几本杂志，他说：“我喜欢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就像你们常说的那样！”
老孙微笑着点头致谢。我忍不住上去把书接过来，那两本书本是《唐诗选集》，另一本竟是《郭沫若选集》，我轻轻“嘿”了一声！杂志则全是英文的，有《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
菲利浦显然是满意于他给我们带来的惊讶，用手点了点我的手臂说：“张，你就只顾急着看书，也不对我说声谢谢？”
我头也不抬机械地用英语说了声：“谢谢。”
“哦，你也太不热情了！为了找这两本书，我昨天特地飞回釜山去了一次呢！”
我抬起头来对他做了笑脸说：“那太麻烦你了！”
老孙看他有些尴尬，便插话说：“菲利浦先生，对于您给予我们的特殊关心，我们不会忘怀的！”
菲利浦很老练，似乎没听出老孙话中的话，装出一副十分愉快的样子说：“不用客气，我们是老朋友了，不是么？”然后和我们握别。
他一走，老孙瞧瞧小窗口说：“这只狡猾的狐狸，很懂得我们的心理！”
第二天放风我们果然找不见黎子颖，知道他真的被放回“６０２”去了。我真羡慕他，也祝愿他回去更好地用他犀利的笔锋去和敌人斗争。
和老孙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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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的监狱生活大大变化了，白天我们各自看书，或者我给他译读英文杂志里的一些有意思的报道文章。晚上，就缠着他给我讲他怎么带兵打仗的故事，或者一起轻声地唱起高尔基写的《囚徒之歌》，
太阳出山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总逃不出牢监。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铁链！
那块小小天地变得温暖和开阔了！
可惜书已读完了，释放我们回去的事还毫无音讯。看守长对我的打听，也只是摊开双手耸耸肩。
老孙看我情绪又低落下去，便建议我和他比赛背诵唐诗，于是我的好强争胜的劲头又上来了。我上中学时就背得许多唐诗，老孙当然输给了我，便让我在他手上打了三下。新学的唐诗《琵琶行》和《长恨歌》我也比他背得快些，加上我还会耍赖，于是他便总是让我打三下。看着我孩子般高兴的样子，老孙也微笑了！我的这个只比我大十几个月的同志哥，实在比我成熟得太多了！
１９８２年寒假，在我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之后，第一个想见的老战友就是老孙。我跑到长春去看他。他在火车站耐心地等着晚点的火车。我下了车，远远地看见已经两鬓斑白的他——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同志哥，不顾泪水涌流，我跑上去就一把抱住他，透过泪水痛心地读着他脸上每一根饱经沧桑的皱纹。
“老孙，老孙，你也老了，你本来可以为党做出多么惊人的业绩来啊！”我在内心深处痛苦地呼喊着。他却还是那么稳重地对我微笑着，好像这３０年来他没有经受过极大的委屈，没承受过难言的痛苦！回到他家里，他爱人玉美同志天天为我杀鸡、宰鱼。
临别那天晚餐，他举着酒杯说：“来，泽石，咱们连干三杯。第一杯为了３０年前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第二杯为了今天党终于为我们六千战友平了反，你我都恢复了党籍；第三杯为了今后我们保持晚节，继续为党贡献我们幸存下来的生命！”
我们颤抖着手碰了杯，干杯时，不少酒都洒在了胸前。玉美同志为我们斟酒时也把不少酒倒在了杯外……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０日下午，在监狱里被囚禁了整整３个月，不，应该是２２０８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宣布“服刑期满”。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剩下的１８名被正式判为“战犯”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成员押送往“巨济岛战犯战俘集中营”。我扶着十分衰弱的老孙一起爬上卡车，最后望了一眼那座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监狱，背着美国军事法庭强加给我们的“战犯”罪名，离开了那座阴森森的石头牢狱！
第十四章“战犯”战俘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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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孤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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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济岛战犯战俘营离巨济岛最高监狱不算远，但离其他普通战俘集中营很远。我们到达之时，天色尚早，我能看清用英文写成的那块很大的营名标牌和四周密集的岗楼、岗哨。
这天，为“迎接”我们，增加了很多岗哨，还有不少手执防毒面目的卫兵。这个集中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建在一块荒芜的河滩地上，成正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