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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沉下去了，卡车开向一个显然是刚建起来的集中营营地。营外还到处倒放着没用上的电杆，带刺的铁丝盘条、固定铁丝网用的水泥柱子。四周的岗楼顶上的铁皮还没生锈，正在阳光下闪亮。
在较平坦的土坡上，堆放着尚未打开的草绿色帐篷，显然是等着我们自己去支起来居住。营门口堆放着铁炉子、大锅、用草袋装的粮食、蔬菜、墨鱼干，显然是在等着我们自己建灶起伙。
看来，我们确实是不会被立即交换回国了。卡车驶近大门了，我看清上面挂的那块不大的牌子上写着“ＮＯ．６０２Ｐ．Ｗ．Ｃａｍｐ．”（第６０２号战俘营）。
站在联队部门口看着我们下车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红脸膛上尉和一个少尉、一个上士。
老孙领着我走向那位上尉。我向上尉介绍了：孙少校——我们“回国战俘总代表”和我自己——“回国战俘总翻译”。
他自我介绍姓博托。又把少尉、上士介绍给我们，说少尉负责管理生活用品、医疗，上士负责伙房和卫生。
博托上尉说：“你们是第一批送来的要回大陆的战俘，很快所有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都将集中在这里。我知道中国战俘中主要负责军官都在你们中间，我就全权委托你们负责这个战俘营的全部自治管理工作。我仅负责向你们提供生活物资及安全警戒。”
我试探着问他：“请问上尉先生，我们遣返回国的日期定下来了吗？”他摇头说：“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你们将在这里住下去，直到在板门店的和谈代表们完全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为止。”
我和老孙回到难友们的队列前。老孙将情况简单告诉了大家，然后说：“我们恐怕要有个长期思想准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行动起来，支好帐篷，建好伙房，做好饭菜，迎接即将前来团聚的难友们。他们在“７２”、“８６”、“７０”受尽折磨，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一来就住进帐篷吃饱、穿暖！”
难友们分头忙活起来，在地下党委的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抓紧建设营场，我们一面干活，一面焦急地期待着自己熟悉的难友能早点到来，战士队的同志们特别希望“８６”能有较多的难友脱离苦海。我思念着关在“７２”军官队的姜瑞溥、金甫和原来８６联队部的郭乃坚、高化龙、杨永成等战友。
不久，装载难友们的卡车接连不断地开来了。我们涌向前去，打开车槽，扶着那些被折磨得行动困难的难友们下车。许多难友在车上就流下了眼泪，那些彼此熟悉又互相日夜思念着的难友们，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那种情景使我想起１９４８年夏天，我从苦难深重的蒋管区通过封锁线第一脚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的心情，那时我真想跪下来亲吻那块圣洁的土地！对于从叛徒特务白色恐怖下拼死冲出来的难友们，当时他们那种回到亲人怀抱的心情我很理解，尽管这里仍是在孤岛上，仍是在铁丝网中。
但是，我更深地理解他们的感情却是在几天以后。那时我才详尽地知道了他们在甄别前和甄别中的种种可怕的遭遇！
一天黄昏，我终于在一辆从“７２”开来的车上找到了由几个难友托抱着的姜瑞溥。听到我动情的呼唤，他使劲睁开血肿的双眼，看清了我。我抓着他双手摇晃着，用手巾擦着他那无声的泪水，小心地和大家一起扶他下车，扶进重伤员住的帐篷。
从各个中国战俘集中营送来“６０２”的难友总共才４０００多人，我们不能相信在２００００多名志愿军战俘中仅只有１／４的人要回归祖国。但是，博托上尉告诉我除釜山伤病战俘营外，全部中国战俘包括釜山第１０收容所都已甄别完毕，该送来的都来了。
地下党委开会研究了严峻的形势，做出如下决定：
在各大队分别召开控诉会，收集整理敌人在这次血腥的“四八甄别”中的罪行。
公开隆重举行全集中营的追悼大会，追悼在这次反对强行甄别、争取回国斗争中的死难烈士。
举行游行示威，最强烈地抗议美方采取一系列卑鄙恶劣手段强迫扣留战俘的滔天罪行。
向美军管理当局提出强烈要求：由我们派代表前去调查在这次甄别中发生的全部屠杀事件，严惩杀人凶手。按照我们在４月６日提交的紧急信中具体建议，重新调查战俘的个人志愿，尽快把那些在其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未能表达回国志愿的战俘送来“６０２”。
最后，党委还决定尽快派人到６４野战医院和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取得联系，共同行动。
悼念血腥“甄别”中被惨害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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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队的控诉大会上，难友们沉痛而详细地控诉了在甄别中发生在“７２”、“８６”、“７０”各联队的暴行和死难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特别感人的是林学逋、阳文华、戚忠常等烈士临牺牲前的浩然正气。据“７２”的战友们说，林学逋烈士是在４月７日晚上叛徒搞的一次假甄别中被剖腹挖心的。
那天傍晚，叛徒们把他们大队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宣布：“联合国军说了，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口去上车。”林学逋见大家有疑虑便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当即有２０多名难友跟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了狗腿子的重围，全部被打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双臂，拽到Ｃ．Ｉ．Ｅ学校的大礼堂“过堂”。
当时，各大队被这样抓来“死心踏地的共党分子”一共２００多名。林学逋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联队副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逋，要他回答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林学逋挺胸坚定他说：“要回大陆。”
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说罢，便用匕首将林学逋在几天前被捆在帐篷柱子上硬刺上去的“杀朱拔毛”几个字，从左臂上连肉一起削下去。
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
林学逋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刺的“反共抗俄”连字带肉一同挖下。林学逋昏死过去。
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对着他的胸膛，咬着牙再问：“到底去哪里？”
林学逋看了看匕首，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没等他喊完，就被李大安的匕首刺死。
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挖出了烈士的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然后，用匕首挑着它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这条两眼发红的疯狗在大礼堂喊完又跑到许多帐篷里去狂喊。
在第二天美军去“审查甄别”前，各大队都对敢于要求回国的难友毒刑拷打。
姜瑞溥在控诉中愤怒地揭发了叛徒们的另一桩罪行：
４月８日早上，叛徒李大安亲自带着一群狗腿子来到军官队单独关押着从７０联队押回来的七个“共党暴乱分子”的帐篷里。首先是阳文华的国民党军校同学路禄上前将阳文华拉出来问道：“阳文华，你还认识我吗？你我都是蒋总统的学生，想不到你竟然要回大陆！”
阳文华怒视了路禄一眼说：“大陆是我中华祖国，我为什么不能回……”
狗叛徒路禄不等阳文华说完，就一铁棍子将他打翻，然后又吊起来毒打，阳文华愤怒地斥责路禄无耻。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壮烈死去。
接着，李大安又领着狗腿子，一边用棒子照着他们劈头乱打，一边狂喊：“我叫你们回大陆，我叫你们去找毛泽东！”
韩子建高喊：“拼了，咱们和这群疯狗拼了！”大家便奋起夺取敌人的凶器，但是，寡不敌众，很快全被打倒在地。
李大安将阳文华烈士的心也挖了出来，又将他的遗体拖出去示众，被正在营门口“审查甄别”的美军看见。几个美军过来制止了一下，并叫来一些正准备上车的难友，把奄奄一息的六个人扶上了开往“６０２”的卡车。
从“８６”冒死冲出来的何雪泉揭发说，在前两个月不少难友被寒流冻病之时，叛徒们让大家广泛签名，请求美军管理当局发放棉衣。等大家签完名，他们将申请棉衣的内容换成了申请去台湾，并公开张贴出来。叛徒们告诉大家：“这份大家签了名的申请书已送交板门店共方代表，共方已经知道你们誓死不回大陆了，你们再要回大陆，只能当作派遣回去的间谍！”这个恶毒的欺骗和陷害吓得许多难友在这次审查时，不敢要求回国。
郭乃坚揭发说，叛徒们将一位坚决不肯刻字的难友掐死后吊在厕所里，谎报是自杀，又搞了个假绝命书。把自杀原因说成是怕去不了台湾。尽管Ｃ．Ｉ．Ｄ的刑事审讯官员在张翻译协助下侦破了真相，美军当局对凶犯仍然不予惩处。那以后，又整死了五六名坚持回国的难友，以此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收集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收集了各集中营的死难烈士名单，起草了给杜德的《严重抗议与紧急要求书》，抓紧了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的筹备工作。老孙和我与博托几次交涉，要来了一些白纸、铁丝、木板和纱布。
４月中旬开始，我们连续几天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游行示威。在举行追悼会和示威之前，我们将抗议书递交博托上尉，请他转呈杜德将军，并通知他我们要开追悼会和示威的决心，希望他能理解我们的心情，避免发生新的冲突。
头一天，我们面向大门，设置了灵堂，顶上挂着用中、英文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在横幅下面，正中是烈士名单，两旁是大幅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二米的几个白色花圈。４０００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唱了《国歌》、《挽歌》，听了地下党委写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促人奋起的悼词。
举行过追悼仪式，大家举着横幅、烈士名单、挽联、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队伍几乎首尾相接，排满了铁丝网的周围，声势十分浩大。大家一方面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这支回国队伍这么壮大而振奋。
可能是慑于大家的愤怒情绪和美国不愿再制造新的血案以造成政治上被动，这天全部站岗的伪军和巡逻的美军都很老实，既未大声斥骂，也没有投掷毒气弹，有的甚至暗暗地向我们竖起大拇指。
在游行队伍里走着一个年仅１７岁的战俘，他的名字本来已写上烈士名单，却意外地在追悼会前夕从监狱中被押来，他就是张达。在野战医院丁先文自杀未成被送到“７１”后，张达也要求去“７１”，和美军争执起来，愤怒地回敬了美军对他的拳打脚踢。他把一个美军的眼镜都打掉了。结果，被当成刑事犯押进监狱。一个美军在把他押上警车时故意向医院的战俘宣布：“这个暴动分子现在就拉出去枪毙。”医院的难友通过甄别来到“６０２”后，汇报了“张达被敌人枪杀”的消息。
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