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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手记 作者:张泽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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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见过不少尸体,被炸死的,被烧死的,被射杀的,形状各异肤色不同的尸体,但见到这个形象仍然禁不住惊呼了一声,立即转开了视线。
  我听到布莱克怀疑地“嗯”了一声。我转过头来,见到他弯下身子正拨着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
  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
  70联队难友夺权
  ~~~~~~~~
  3月底,在70联队(从“72”调往海边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稳分子”所组成),我们的同志计划组织一次夺权斗争,以打破叛徒的残酷统治,粉碎敌人愈演愈烈的强迫往难友身上刻字、强迫写血书等政治陷害阴谋。
  不幸,他们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金甫、韩子建、姜瑞溥、续公度、阳文华等七人被美军押回“72”军官队,日夜加以残酷折磨。
  “72”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71”,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71”的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71”。同时我们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滚。我们大家一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对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看来确实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难道和谈真成功了?要宣布战俘遣返了?我们能回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狂跳起来,“老孙你快开完会回来吧!”我返过身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拥挤在小铁丝网里面,眼巴巴地踮起脚向“72”大门望着。
  时间随着心跳一秒一秒地过去,终于(其实只有约半小时),“72”的大门开了,几个狗腿子把老孙从“72”大门里推出来。老孙涨红着脸回到“71”,我没敢问究竟,陪他急忙往回走。突然空中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战俘们,中国战俘们!”我们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都停止了呼吸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接着喇叭又响了起来:“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忽然对面“72”喊声大作,我看见许多提着棍子的败类,正疯狂地吆喝着:“回去!都给我滚回去!”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听广播的无数难友。接着在他们的帐篷里、广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声,广播声被淹没了。但在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听出大意来。
  我们都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老孙站着眼大家讲了贝尔上校召集开会的情况:
  “72”、“86”、“70”的代表都在场,贝尔故意说:“板门店中共代表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正考虑是否答应中共要求!”这引起了叛徒们好一阵叫嚣,喊口号誓死不回大陆!然后贝尔才说:“不要吵了,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战俘的志愿,决定在二三天内进行一次审查甄别,以保证按照大家的个人志愿,自由遣返。”尽管我立即站起来严正声明: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全部交换回国。美国作为签字国应当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应无条件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我们坚决反对搞什么审查甄别。但贝尔根本不认真听完我的发言就宣布散会。刚才的广播大家都听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请大家等我们研究个初步方案再征求意见!
  接着,党委委员们退出去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都不愿离开,静静地挤在一起等候党委做出决定。
  半个小时后,老孙回来传达党委的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72”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表达回国志愿。
  二、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
  三、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同时,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老孙讲完之后,问大家有无补充修正意见,会场先是沉静了几秒种,然后爆发了十分热烈的掌声!
  我们紧急行动起来:我和黎子颖、何平谷、吴孝忠、张济良一起起草和翻译出给杜德的紧急声明,曹明、南阳珍则带几个战士队的同志负责赶制国旗。
  黎子颖先根据党委指示,用中文起草了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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