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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俄国涌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思想和文化巨匠。他们的思考，开始跳出简单的传统和现代之争。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俄罗斯民族摆脱了学生的地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观察和思索外部的世界，并且可以毫不羞涩地用自己的语言向整个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
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先进分子中，有的主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有的要完全按欧洲的模式改造俄国；有的提出刺杀沙皇并付诸了实践；有的则走向农村，去平分土地。别林斯基则表示：“社会主义对于我变成了新的理想”。
在各种思想选择和实践运动中，俄国走进了20世纪。1905年，当俄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终于迫使沙皇成立了国家杜马，同时还任命总理大臣来主持改革。
托尔斯泰并没有在这种变化中看到希望。他给总理大臣写信说，只有“率先站在欧洲各民族的前列，促进人民消灭由来已久的、各民族共同的私有制的不公平现象”，才能让俄国尽快地发展起来。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吴泽霖
他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应该走一个共同的，富裕的道路，农民村社的道路。大家没有私人财产，大家一块儿来走那种，互相一块儿协作，一块儿生活，这么一条道路。
但是，托尔斯泰向往的公平与和谐没有到来。仅仅两年之后，沙皇就解散了国家杜马。一切改革无从谈起，沙皇政府在社会的持续动荡中延续着它最后的时光。在过去近两个世纪中曾经将国家带向强盛、但却始终无法触及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沙皇改革走到了尽头，俄罗斯的发展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
1910年10月29日，一生在为俄国寻找出路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在一个乡村火车站中，他病倒了。八天后，82岁的托尔斯泰带着对俄罗斯未来的深深忧虑去世了。
托尔斯泰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令人痛苦的历史和现实，使得他们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未来。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生活就像一条追寻理想的朝圣之路，他们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关注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
也许，正是这一切，使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也恰恰因为这一切，使俄罗斯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和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托尔斯泰去世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俄国陷入战争泥潭，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17年11月7日，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以此为起点，这个占世界陆地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开始了一次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实践。
第九集 风云新途
冬天是莫斯科最具风情的季节。1924年1月21日，漫天的风雪席卷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一天的莫斯科城没有风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哀。
就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数万名工人、农民、士兵排着长队，来向他们的领袖告别。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列宁，已经为这个新生的政权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
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怒吼着，如同随风飞舞的雪花，每个吊唁者的脸上都充满了失落和彷徨，苏维埃的明天怎么办？谁来带领大家完成这段未竟的旅途？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 院长 谢·叶辛：
俄罗斯人是非常适应非个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就有了社会主义。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为了一种思想或者围绕着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明白我们非常需要英雄，为了这个英雄，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
俄罗斯是一个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上，政治家的个性气质曾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国和当时欧洲强国的距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独立思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列宁对革命的执著，则使这片土地勇敢地承担起为人类开拓新航道的历史重任。
在列宁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俄国曾经出现过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其中，一个名叫维拉·扎苏里奇的女共产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问道：马克思提出的与大工业、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俄罗斯实现？马克思回答说，应该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
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信仰者都认同：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应该首先在工业基础发达的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轫，工业基础薄弱的俄罗斯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深刻了解俄国现实的列宁则认为：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领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俄国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却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崩溃了，那就是它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它发生了，不是因为列宁计划了，而是因为列宁抓住了提供给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布尔什维克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人们相信，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人民将行使权力，所有人都有工作，再也不受剥削。然而，建立新社会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十月革命四年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下生存下来，并刚刚平息了国内叛乱的苏维埃政权，遭遇了一场自下而上，突如其来的风暴。
这是画家弗·塞罗夫创作于1921年的一幅油画，它所反映的内容正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极大的威力，苏维埃政权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你吃饱了那你就会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没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因为战争以后，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其他的路。
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内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叛乱，促使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列宁对党内的同志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
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 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
今天，运营了85年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
当时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恐惧，一心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拒绝在外交上承认它，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请求去苏联的旅游签证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的敌视中，苏俄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关注，他为苏俄带来了大批急需的医疗设备 。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年轻的美国商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
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这里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列宁的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俄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王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做“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中国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