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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的终极问题仍然是：我们应如何组织自己？如何把人与人组织起来，以便保持和平、自由与繁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实际上改进我们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所由发生的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按其本义就否认了下列假定的有效性，即我们是被置于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以及我们的体制都是一种生物上与文化上的演进的产物，如果我们想打破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其结果只能是自己遭殃。我们关于终极问题的提法却否认了上述假定。社会哲学家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去相信，社会改革是可能的、无论是对于缓和人们对完美性的浪漫主义的追求来说，还是对于实践建设性的变化的建议来说，讨论都是有益的。
在这一章里，我将把现代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合适的地位上，来考察它在正进行着的讨论中的合适的角色。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政治经济学一旦达到它的合适的位置时是要被她弃的。在这方面，我指出三种有联系的思想观点：古典的效用之义遗产，包罗万象而又渗透一切的工程学的要求，以及精英心理。只有严惩这些思想上的恶魔，才有可能展示现代政治经济学对于正在进行的终极问题的规范讨论的潜在的贡献。
二 效用主义者的计算
不幸的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还未成为公众意识的一部分之前，边沁主义者的效用主义就出现了，并且模糊了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关于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就这样与对市场过程的评价结合在一起了，并且预示性地带来了下列结果：关于市场的根本的哲学论点从人们心目中几乎被一笔勾消了，从此几乎被人遗忘了一个世纪。市场基本上是 政治的 体制，它允许不同的人之间按自愿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而用不着国家进行琐碎的管理。市场从来不应该主要按其能力来被人们评估，它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工具。一种使快乐胜过痛苦的净值极大化的工具，或者被视为是一种使人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任何东西极大化的工具。
当然，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后还是离开了由边沁主义者的效用主义的计算方法所施加的哲学束缚。然而，不幸的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关于个人行为的模型中仍然把极大化的范例作为一个中心要素，使极大化范例看上去成为个体“经济”与社会或政治“经济”之间的方法论真空的一种根源。经济学家们对于社会相互关系该如何组织的问题看来不可能说出有理的结论。如果没有效用主义的价值标准，关于资源运用的有效性看来就是一种规范内容方面的空谈。
帕累托被人们重新发现了，发现他曾经提出过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于是，理论福村经济学出现了，一种看来能与规范内容相结合的经济学出现了，这种结合是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前提下发生的，无论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社会状况，还是为了说明这种社会状况的变化，帕累托的准则既不需要进行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又不需要把个人效用转化为统一的社会效用。个人被模型化为追求自身效用（或别的任何东西）极大化的人，只要帕累托的准则被满足，则某一种状况可以被判断成是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有效。只要帕累托准则被运用到社会状态的变迁或运动中去并且该准则得到满足，则这种变迁或运动就可以被看作是帕累托更优。
然而，经济学家们对于帕累托的精心构造并不感到满意，这至少是由于两个明显的理由，而这两个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跟整个经济学科的效用论传统遗产有关。由于不存在社会价值标准，因此，也无所谓社会的极大化。各种社会的结构安排是不可能按某种较好与较坏的准则来加以排列的。而且，某种社会秩序之所以符合帕累托准则，是因为某种个人声称的禀赋的特别结构把社会状态描绘成符合帕累托准则的样子。这就是说，客观上存在着符合简单的帕累托检验要求的小于无穷大的社会状况或社会秩序集。但是，与强烈的效用主义的规范相比，帕累托准则允许经济学家可以说的话就相当少了。重要的是，帕累托结构取消了对个人禀赋与权力的有价值的分配的可能性。一旦分配关系给定，或者更为一般地说，一旦定义了个人之后，帕累托准则才可以把某种规范内容引入经济学家对于体制的考察，即使这种规范内容仍然是极为有限的。但是，面临不同的分配，这种规范保持缄默。我将在下面第3节里指出，为了弥补帕累托规范手段的这种先天不足，经济学家们只得迅速行动，有时还出现混淆。
第二个也是特别不同的与帕累托标准有关的问题是，帕累托标准起源于效用主义者的传统遗产。效用主义培植起了这样一种错觉，即认为效用是可以衡量的。当效用衡量转化为个人之间的比较问题事后；效用衡量的错觉并没有消失。即使人们承认 A先生的“效用”是不可能与B先生的“效用”相比较的。这种分析本身就会使人觉得A先生的”效用”本身是一种客观可衡量的具有数量量纲的东西。最后，“效用”被定义为是“使某个极大化者达到极大化”的东西，极大化的范例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数量上可以极大化的东西。虽然人们认识到，哪怕是要对个人效用进行最为简单最为粗糙的衡量都是困难的，但是，基本的量纲问题仍然有待于去解决。当然，那些勉强对个人效用进行直接衡量的经济学家们会愿意把基数衡量的论点导入个人的效用函数的。一旦采纳了这个步骤，则就可以运用帕累托准则了，而与观察到的个人评价无关，而这样从方法论上说，就等于重新引入了早已被公开抛弃的效用主义的计算方法了。
请考虑一个由 A与B两个人以及由一个外来的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社会。有两种可生产的商品X与Y，以及来自
A与 B的两种投入要素，我们把这两种投入定义为 a与b。通过改变投入量的供给，商品数量会被改变。A与B的效用函数最多包含4个自变量：X、Y、a与b．如果那位经济学家给定这四个变量的符号，使X与Y符号为正，a与b分别对于A与B两人取负号，则社会状况可以根据帕累托准则排列起来。也许，存在着某种社会状况能使A与B以更少的a与b得到更多的
X与 Y，这里所说的更少与更多都是与已经发现的已存在的社会状况相比较而言的。这个经济学家看来能够说明，从现存的社会状况出发向一个不同的状况变化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这种准效用主义步骤就是允许这个经济学家首先对个人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进行识别；然后用符号表示之。如果该步骤是可以采纳的，则该经济学家必须假定知道个人效用的某些情况，从这里再进一小步，就是假定这位经济学家是完全了解个人的效用函数的。于是，通过终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规定具体的含义，鼓励了人们对个人价值标准的间接测量，通过经济学的数学化，这方面方法论上的困难状况被掩盖了，而经济学的数学化本身又是由极大化范例培植起来的。
在本世纪中叶，当理论福利经济学发展到极点时，下列情况似乎被认为是可能的，即如果一种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或最有效的准则，则这种状况是具有客观意义的。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观察家对市场失灵进行诊断，提出特定的改进方案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做法也许会是帕累托更高级状态。然而，正如我在上述论述中已指出的那样。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如果经济学家对个人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进行识别与赋予符号时犯了错误；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如果A先生不是认为X的价值为正，如果在他的效用函数中，X是“坏”的而不是“好”的，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假定B先生喜欢工作；这样，b在B看来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就像被看作是一种练习一样。一旦像上述那样的问题被提出来，即使是有限的帕累托福利分析也会显得大大缺乏规范含义了。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维克塞尔拯救了经济学家，当然维克塞尔不是以使现代福利理论家满意的方式来拯救经济学家的。如果把帕累托的结构转换成维克塞尔的框架，则经济学家可以逃脱了解个人函数的责任。我将在第 4节里重新讨论这种规范性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 工程学上的迫切要求
我把工程学上的迫切要求列为三种必须加以抛弃的有关联的思想动力中的一种，如果政治经济学以及它的实践者要在社会哲学中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的话。我在这里之所以运用“工程学”这个词而不是运用更为狭义的“科学”或“科学的”这个词，是由于工程学这个词能更准确地表述其行为含义。在某种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科学都为了控制；都是为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至少在学术探究的水平上，科学家们是可能为自己的兴趣而探究知识的。相反，工程师们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或者换一种场合，他们是在向面临问题的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的过程中才发现自身的价值的。现代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公认为是问题的解决者、政策的建议者、政府的咨询者，不管是直接扮演这类角式，还是间接地扮演这类角色。
我已经指出过，现代经济学家们对于帕累托的结构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认为帕累托的这个结构还不够有力量。他们不接受帕累托结构中下列隐含的结论，即关于分配状态经济学家不可能说什么；他们也不喜欢最优的处境小于无穷大的说法，这种小于无穷大的最优处境通过反馈使人们依赖于对分配的划分。较早些时候，理论福利经济学通过引入“社会福利函数”，企图超越帕累托的极限，其目的就在于能使经济学家对于分配状况发表价值判断方面的意见。这样，帕累托的结构就与新的大厦融合起来了，但是，社会福利函数旨在让其利用者对于所有满足低水平的帕累托准则的状况与处境进行排列或分等级。
从一开始，从帕累托准则的含义中，我们就应该明白，尤其是由于通过维克塞尔术语的翻译，我们更应懂得，不可能导出这样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它能使得个人的价值表达出来；并且使不同的个人价值按其内在的一致性排列起来。阿罗的正式证明正在于确立了我们上述这个假设。但是，尽管人们广泛地接受了阿罗的证明，经济学家们仍继续（并且正在继续着）运用社会福利函数作为一个工具来为规范性的判断提供基础。为什么这种行动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它至今仍然存在？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在实质上是在重新引入与效用主义者所用过的价值判断过程相同的程序，而且当这种价值判断程序看来已是彻底不可靠之时人们对它还这么热衷？也许，至少他们部分地是由于想急于为社会问题提供看来是一种“科学的”解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