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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想到他上星期六的快乐就兴奋愉快，他也许会说，“这很值得”。但是，当星期五又来临时，他就会发现，如果他上星期六不是在酒店里度过，他现在可以支配的净收入就会多几个美元。通过借钱所享受到的利益与快乐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恰当估计的受选择影响的机会成本这个事实的结果如何，都与选择后的机会成本的现在的估算毫无关系。不管借钱所得到的利益是大还是小，反正这种利益已经被人享受掉了。现在人们所要忍受的只是选择后的结果。④
四 公债与公共投资
人们在提出更为深奥微妙的论点时，也许会明确地说，联邦政府由债务筹集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全部用于现在的公共消费。这个论点实质上暗示着，联邦政府支出中的一部分代表着对长期资产的投资支出。只要联邦政府支出是属于投资支出的，那么，依靠发行公债来为财政筹措资金就是合适的。在这方面，政府的行动与一般的商业程序并无差别，可信赖的财政计划肯定允许通过借债为真正的资本项目的购买提供资金。从以上论点可以引出一个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政府的财政账户应该把消费项目与投资项目分开，把现在经常性的消费与资本预算分开，有时就是指把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分开，把这些项目进行分离可改进财政核算体系。以上这些区分，在一些国家里已经成了公共核算程序的一个特征了。
粗略的观察说明。这个论点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如果说，在实际上联邦政府靠发行债券而筹措的政府支出大体上相当于在公共资本上的投资支出，那么，在国民经济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一方就有了一个抵消项，该项将会抵消负债一方上由债务所代表的价值。在这个场合，契约双方都有记录，无论是债券的发行，还是资产的购置，都无需国民资本存量的净价值发生变化。如果在净资本存量的意义上，政府投资支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性，那么，对于资产现值的适当的衡量就应在记录上反映出若干增加。
问题看来是经验性的。在所观察到的赤字年代里，联邦开支中有多少是属于公共资本的投资？在全部财政开支中属于投资的开支是否在实际上相当于由发行公债所筹措的资金？
为了精确地说明预算支出中哪些才算是公共资本投资项目，需要谨慎的态度。从这里的分析要求来看，光是资产的耐久性一条，还不足以保证对该资产的购置就肯定属于资本投资。为了确保一项政府开支是属于一种净资产，该项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必须具有抵消债务负债项的正的现值，必须在客观上具有净收入的增值，从而直接有助于资产的增值。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不能算作我们这里所说的公共资本但属于长期存在的一种资产的例子，比如说，纪念碑就是一种永久性存在的财物。然而，纪念碑没有什么可以衡量的收入流量。尽管在将来纪念碑也可能会带来可预见的利益，不过，这种可预见的利益不会成为税收的一种源泉，用来支付在建造纪念碑时靠债务筹集的费用。
从税收的公平准则来看，以后可以预见的利益的源流看来会表明，借债比直接税更为合适。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象纪念碑这样的公共“资本”开支是与经常性的公共消费开支完全不同的。当公共物品被实际消费时，从公共消费中产生的利益是自然增长的。可是，来自纪念碑的可预见利益只增加心理收入与心理效用。在将来某个时候，关于效用水平的衡量应该包括这些来自纪念碑的可预见的利益的价值。然而，要注意，当人们接受纪念碑的这些利益时，对于这种利益所采取的形式是不能选择的，而且，看来也没有希望把这些收入利益转化为有助于对债务进行还本付息的别的收入形式。
象纪念碑这样的公共“资本”，看来还包括政府持久的投资项目（如公共建筑、国防武器），这些投资就象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在将来产生消费利益。作为一个例子，我们考虑一下关于音乐或艺术欣赏上的经费支出。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可预见的利益是增加的，在该时期中得到的效用比当初不进行该项目的投资所得到的效用要大。但是，一旦最初的支出投下去之后，这种利益就“紧锢”在里面了；它们就是不能与投资的实物形式相脱离的东西，不能把这种利益转化为能实现的货币等价物。一个人如果以借债方式来从事艺术欣赏方面的投资，他也许能够享受关于艺术的知识，然而，他在这方面的效用的提高不会减轻他在对债务进行还本付息时所承受的超负荷的债务负担。如果复式簿记法能够以效用的方式记账，则以精神上效用的增加来表示的资产一方价值的增加可以抵消债务的负债一方，这种做法也不失其合理性。然而，通常采用的复式簿记法只是记入可实现的价值与可执行的义务。只要这种基于节俭的谨慎原则被人们所遵守，那么，人们也许从效用的角度看确实是富有的，但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处在濒于破产的境地。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财政节俭戒律将意味着，一种资产，只有当它可以在以后带来可衡量的可实现的货币收入流量时，它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公共资本”，记入能抵消负债的资产项目上。比如说，如果政府建造了能征收通行税的高速公路或城市交通网，那么，就有理由把这些可预见的设施的预期收入流量通过折现折合为一种资产的资本价值，这种资产的价值正是该设施所代表的。当然，这种资产价值只限于实际能期望的收费水平的折现价值。如果在设施上的收费不能补偿成本，那么，在设施上所投入的成本支出就不能全数算人折现的价值中。政府不愿意在靠借债建造的施设上向使用者收取能全部补偿成本的费用，这实际上就等于说，政府把一部分非设施收入贴补在里面了。以上结果，就相当于把由借债获得的资金用于经常性的公共消费一样。
因为即使从最广泛的定义出发，公共资本投资也只占政府支出中的一个相对较小的份额，而在这个相对较小的份额中，只有更小的一部分是投资在能带来直接收入的设施和项目上的，所以，把整个公共支出现为经常性的公共消费，这在分析上并不为过，并且不足以造成很大的偏差。这个结果本身并不奇怪，因为，联邦政府的财政核算账户并不是按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支出的区分加以编排与讨论的，关于赤字规模的决策是从来不与预算的编制发生关系的。
五 我们最终还是自己欠自己的债
基本的逻辑已经揭示出，以发行公债来支撑6O年代、70年代、8O年代的巨大的持续的财政膨胀，从各个方面看，都相当于摧毁资本的价值。我们将来收入中的一个相当大的甚至日益增大的份额就边样被预先占用了。在国民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相应的资产项目可以抵消这种损失。
我在第一节里已经指出，这种公债狂热是广泛接受总量分析的谬论的结果，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这种谬论。这种理论在凯恩斯时代以前，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经过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论证，它就被公认为是合理的了。在这里，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种方法论在摧毁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的公共债务理论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番考察看来是有用处的。
为了进行这种考察，让我们回到个人消费贷款的基本逻辑上来。让我们假设个人B为借款者，他在时期t 0 中想要的资金超过了该时期中他能支配的收入。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资金。他就订立了借贷的契约；他发行债券；着手为其在t 0 时期中的消费支出筹措资金。当他把这笔借来的资金消耗完了以后，按照契约，他面临着偿还债务的压力，于是。B就处于其净财产减少的悲惨境地。他在实际上吃掉了自己的资产，他已把自己将来的预期收入的一部分抵押给别人了。
B在t 0 期间所用掉的资金是来自资金借出者的，我们叫这位借出者为L。她在t 0 时期放弃一笔资金，换到B所开出的债务证件，该证件规定B在以后要对她支付。现在让我们看一下L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调整过程。在t 0 期间，处于契约期内，她的现金账栏上减少苦干款项，但在能收到的票据栏上增加了相应的数额，这两个栏目都是总账上的资产这一头的子项目。因此；
在交易过程中L的净财产没有发生变化。
现在让我们使B和L结婚，把两个分离的资产负债表合 为一个单一的家庭账户。这个合成的资产负债表将记录B的负债项目，又将记录L所能收到的票据；两者之间看来是会相 互抵消的。但是；结婚以后、在t 1 时期的结账时；
刻上述资产负债表将不会直接反映该交易的历史了。把这个资产负债表与要是B没有卷入消费热而会有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相比较一 下，就会发现，上述资产负债表中的家庭净财产正好减少了债务负担这个部分。
以上的分析确实是直接了当的、简单的、基本的。但是，许多优秀的学者正是由于在这些简单的步骤中没有成功，因而在他们关于公债的分析过程中误入歧途。这里的核心错误在于，他们把不相关的东西拿来进行比较。在我们关于两个人的最简单的例子中，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也许已经把B与L的结合的账户作为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快照摄了下来、不管他们两人之间的婚姻有否发生。这个快照将会揭示，B的债务负担与L的债权正好相抵消。在这个简单的可抵消的平衡中，一个结论是显然的，即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不存在净债务的。只要上述结论能够被通过，那么，肯定可以说，B具有的是有现值的负债，而
L所具有的是现值的债权。但是，在净债务关系上，它们是完全不存在的。于是，不可能存在社会的债务“负担”。在这个两人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完全是谎谬可笑的。事实上，遇上债务问题的决不是一个“两人共同体”，而是由B向L支付。享受到消费热的也决不是这个“两人共同体”，而是B得到这种享受。确实，L通过自愿放弃对资源的享受权而在t。时期中使消费出现了狂热，但是、L的这种放弃是与债权相交换的。
当“两人共同体”采取政府的形式（而政府对全体公民来说好比起着“两人共同体例子”中的 B；即借债者的角色）时，上述宏观的总量分析谬论所处理的就只是表面现象。在这里，正是政府以“共同体”的名义采取行动，它所花费的超过了其在t。时期所获得的财政收入。在这样行动时，政府必定招致债务负担。这里的借出者即L，将仍是共同体的成员，然而，这个事实与结果是毫无关系的。这些个人，作为借出者牺牲了或放弃了自己对于商品或别的资产的购买力所换得的，只是写在债务契约上的以后会支付的一种许诺。从这后一半关系上来看，这些借出者的活动是私下的，而根本木是为“共同体”而活动。因此．如果把私人账户与公共账户适当地合到一起，该合成账户只能记录共同体由于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