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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启蒙时期对于资本（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而进行的生产能力的贮存）的形成、积累与保持的态度是在扩大了的家庭中演化前进的，在此过程中这种扩大的家庭起着一种相关的种族单位的作用。在整个群体选择过程中，只有那些其成员表现了节俭精神的家庭才能幸存与繁荣。现已作为我们行动的一般标准的对于财富与所有权的建立与保持的重视，是自发地由家庭利益产生的，而不是由个人利益产生的更谈不上与现代民族国家有关的政治统一体的利益了。
三 从道德共同体到道德秩序
我发现，运用“道德共同体”与“道德秩序”这两个术语来区分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见第11章）有关的两种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是有益的。人们如果是对于群体负有忠诚的义务，那么，这种人就属于道德共同体。如果人们遵守某种共同接受的行为戒律，而这些戒律能使不同的道德共同体的人们之间的生产性联系得以发生，那么，这种人就参与了某种“道德秩序”。对于那些以政治共同体的名义来行动的人来说，财政上的节俭规范与其说是一种“道德共同体”的规范，不如说是一种“道德秩序”的规范。对于集体性的财政节俭来说，这种规范是与人类遗传上的基本动力背道而驰的。正如哈耶克所特别强调的那样，作为“道德秩序”的规范是在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由生物学上的进化过程产生的。②
现代人逐渐采纳了这样一种行为方式，该方式能使他超越他的种族遗产所施加的限制；他懂得按照道德规范去行动、这些道德规范不是遗传产生的，
而是在无意识的或无理性的状态下逐渐掌握与懂得的。由于他能够这样做、他就能跃入哈耶克叫做“伟大社会”的状态、而这种“伟大社会”也就是我称之为“道德秩序”的状态。这种人对于他所不认识的非本族成员也会面对面地进行交谈以至于使互惠的交易成为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在完全分离的种族之间，成员们通过交易也相互确认了对方的所有权。贸易与交易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以其全部形式．从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形式，都展现了出来；劳动的专业化发展了，我们创造了现代市场所呈现的协调的奇迹。
在这里；我既不想批评也不想详细阐发哈耶克的说法。我的目的是比较有限的，只想把从道德共同体到道德秩序的过渡的思想直接运用到财政节俭规范的改变过程上来，而这些规范是与那些作出相应政策决策的人的行为有关的。我们的种族遗产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国民资本存量”，正如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尊重那些不属于我们道德共同体的人们的生命与所有权一样。对于国民资本存量表示出尊重态度，这利行为作为一种群体的行为，是（或者曾经是）文化进化的产物。而不是任何遗传的派生物。被我们现在所津津称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财政规范，也是由文化演进而产生的规范。当人们重视家庭资产时，这种态度至少丕是部分地由生理上的动因所驱使，但当人们从对家庭资产的重视转向国民资产的尊重时，这种转变中就包含了文化上的进化。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当亚当·斯密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定名为《国富论》时，这种转变还正在经历之中。
四 作为道德革命家的凯恩斯
维多利亚时代在财政上的道德准则是由一系列行为戒律所构成的，这种准则要求财政预算严格按一种有限的绝对的税收水平来平衡，严格按一种自我强制的货币体制来平衡。这种德行既不是由理性要求的，也不是由生理上的动因所驱使，而是由文化演进过程所派生的．并且，遵守以上德行的人本身并不理解这种文化演进过程。要求预算平衡的准则一直与种族道德准则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不时出现的要求在财政货币方面放纵的据说是合理的论点，也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预算平衡准则不相容。
在道德方面，这儿我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他可被看作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因为正是凯恩斯，才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戒律。凯恩斯这样做在理性上说是有其理由的，他企图以当时被认为理由十足的“政策的逻辑”去取代那种对于长期存在的规则的顽固的但实质上是盲目的服从。凯恩斯的失败在于，他没有认识到，长期存在的财政货币戒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规则可以抑制住种族的本能，一旦维多利亚时代的戒律被侵蚀了，那末，种族的本能就会以足够大的力量释放出来，压倒所有的基于理性的财政货币方面的论点。
如果我们对政治行为作一个简单的公共选择分析，那就可以预测到我们如今所观察到的结果了。选民们对于接受来自公开支出的利益是持欣赏的态度的，但对于税收的支付则是持痛惜的态度。而那些被选出来的政治家们又企图满足选民们的要求。在这里，我们几乎无需详细阐述公共选择的这个简单模型，因为这个模型现在看来是如此的明确而简单。我在与现查德·瓦格纳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一书中，曾经对该模型作过详细讨论。③这一章解释为什么公民们与政治家的自然癖如此相似，为什么这种癖性又只是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中才显示出来，这种解释是超出了那本书中的模型内容的。我在先前已经提示过下列事实，即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理论实质上否定了隐含的财政货币体制。
五 文化进化规范的脆弱性
为什么含蓄的规则会得以存在？为什么这些规则如此脆弱？在这里，我援引哈耶克关于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行动法规与生理本能驱使之间的区别，以帮助我对上述问题的解释。人类动物在现代政治结构中行动时，已经选择了“耗尽”他的国民资本存量这种行为方式。（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该判断是说，以债务财政为手段来进行公共消费，就是对于国民资本的“耗尽”。）这种选择之所以被实施，是由于凯恩斯革命改变了道德准则。向未来的国民收入流量作抵押借贷，已不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了，在道德的天平上，这种行为几乎不需要一致的赞成。
上述对财政道德准则的侵蚀渗入到政治统一体以后，就会对家庭与个人的资产选择行为中的道德准则产生可以预见的溢出影响。然而，在两种类型的准则的脆弱性之间
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的。破坏家庭或个人资本的这种不道德行为，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起源于生物学本能的。而那种目前看来对于国民财产的无限度的公共挥霍是与道德准则的被破坏有关的这种道德准则显然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产生的。私人挥霍能被某种道德准则所抑制，而这种能抑制私人挥霍的道德准则只是部分地由文化因素决定的。
现代经济学家们有一种倾向，想从公共债务问题的角度重新考虑我们的行为中所出现的变动，而在公共债务领域、就有人要重新恢复李嘉图的等值定律，该定理涉及到把公共债务转化为等值的私人债务。按照我们在本书所运用的观点，对现代经济学家们的上述企图作一番考察，是颇有意思的。如果真如李嘉图的等值定理所述的那样，确实发生了从公共债务到私人债务之间的转化，那么，关于家庭消费与个人资本存量的个人道德准则也在上述转化的范围内以隐蔽的方式被推广到总的国民资本存量。不过，这些模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在与简单的公共选择模型相同的含义上，它们也是有缺陷的。这些模型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从本世纪中叶以来，为日常公共开支筹资的公共债务有了爆炸性增长？如果个人的确按李嘉图一巴罗（ Ricardo—Barro）定理中的超理性假定那样行动，那么，为什么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里，在税收与债务转移之间所出现的财政之谜是如此的惹人注目呢？
六 作为公共财产的由文化演化所产生的规范
如果我的基本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是生活在由文化演化所产生的财政节俭规则对于公共选择者的行为（在各个方面）已经丧失了以前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的公共资本存量中的宝贵的一部分。即使能够“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这里仍然有一种东西是永恒地丧失了，这是有益的隐喻所告诉我们的，如果说．道德规则是缓慢地由进化所形成的，而不是由人类有意加以精雕细刻而成的，那么，企图要重建已经被摧毁的道德规则也是没有多大希望的。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在那些反映道德规范的行为规则与那些被明确地选择为约束条件的原则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替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采取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替代性，那么，对于道德规范的公然的侵蚀就可以通过对行为深思熟虑地采用与实施一些约束条件来加以抵消，至少可以部分地由后者加以抵消。如果作为公共选择者的我们在多方面的能力（作为投票者。作为获得利益的特殊集团的成员，作为纳税者，作为政党的成员，作为被选出来的政治家，作为官吏）中，我们对于通过赤字财政来进行公共消费，从而加速毁坏国民资本存量的趋势如果缺乏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力的抑制，那末，我们必须在作出公共决策的政治体制中寻找一种更为正式的规则。承认这些我们的选择应该遵守的正式的政治规则并不是最佳的，和承认我们与此同时在现存的规则中行动是服从理性的效用极大化规范的，这两者之间是根本不冲突的，也是根本不矛盾的。在缺乏道德约束的前提下，在财政决策面临众所周知的不固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从公共选择者立场出发所采取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就必定会产生持续的、加速的财政赤字。④即使通过小心翼翼的工作重新建立道德戒律不是不可能估，在这条小路上前进也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我们如果期望要对结果的方式作某种改革，那么，就必须确确实实寻找明确的规则。
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们关于制度改善所进行的讨论一直要求政府预算保持平衡
这种要求为政策上的改革提供了最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亲身经历过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道德的破坏，因此必须努力通过小心翼翼的选择找到某种约束，来替代上述道德，最终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产生前凯恩斯时代的结果的方式。在这类事情上，经济学家们尤其应该在自己的思想上成熟起来，迅速摆脱自己的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也都应该对一直听从他们建议的慈善的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
注释：
①本文是 1984年6月28日，我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西方经济学会大会所作的主席发言。这个发言最早发表在《经济研究》（Economic
Inquiry）第23期（1985年1月号）上。我在这里，承蒙允许，在不作较大改动的前提下重新发表该报告。
②见 F·A·哈耶克（Hayek）：《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3卷，《自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