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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病逝。
《罪与罚》（1866）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的问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小说以紧张、惊险的情节，描写了一个青年大学生由犯罪到最终受到惩罚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个故事，对贯穿小说始终、大学生所信奉的“理论”进行论证，讨论了十九世纪末俄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是个善良、聪明而性格有些古怪的人。贫困和不公平的现实使他酝酿出自己的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将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他计划并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可他的行动并没有使他的思想矛盾得到解决，相反却让他陷入更加激烈的内心斗争的漩涡中。作者在书中对拉斯哥尼科夫“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并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残酷和不人道，在本质上，这种“为所欲为”的理论与卢仁所奉信的公开杀人抢劫的行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明，以反抗贫困、奴役出发的暴力行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招致自身的毁灭。索尼娅是解救拉斯柯尼科夫的“药方”，她善良、虔诚、富有牺牲精神，是人为苦难的象征。她认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柯尼科夫投案自首，在基督那苦难和爱的精神中获得“新生”。显然，这“良方”是不能将人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它在强大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是缺乏说服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柯尼科夫的犯罪归咎于他受到虚无主义（指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表明他对革命的认识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罪与罚》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还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为人们所重视。小说中那些刻画人物心理的篇章，充分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艺术才能。他利用了内心独白、梦境、幻觉、下意识等手法，揭示出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被誉为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在他所营造的充满悲观、孤独、病态和神秘的氛围中，人们看到了小说艺术殿堂中一朵独自开放的奇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了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反对社会革命的矛盾。他崇尚基督精神，但忍耐和顺从在现实面前往往是无力的。俄国的伟大作家高尔基对他的评价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的表现力来讲，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作为一个人，作为 ‘世界和人们的裁判员’，他很容易被认作为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
第三节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 （1828—1910）是俄国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的创作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他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三部巨著，已成了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托尔斯泰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产义发展的初期，他的作品概括了农奴制改革后至1905年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全部，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出身在图拉省一个世袭贵族家庭。在他不满十岁时，已先后失去了父母。在远亲塔吉亚娜·叶尔戈利斯卡娅这个善良人的照料下，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1841年，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喀山。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学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对道德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他进行了改革，但因农民不理解他而失败了。1851年起，托尔斯泰开始在高加索服役，曾参加过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段军旅生活，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也为他今后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服役期间，托尔斯泰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写下了《童年》（1852）和
《少年》（1854）两部自传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等。前两部小说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内向而好思考的贵族小孩的形象。《塞瓦斯托波尔》以克里米亚战争为素材，描绘了作者在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歌颂了俄国普通士兵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
1855年底，托尔斯泰回到了彼得堡，在接触革命民主派人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拥护他们自上而下改良社会的主张，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立场。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自传三部曲之三《青年》，还创作了短篇《暴风雪》（1856）和中篇《两个骠骑兵》（1856）、《一个地主的早晨》 （1856）。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作品中，托尔斯泰描绘了一个年青地主在领地实行改革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俄国乡村的落后景象和农民们的艰难的生活，客观上反映了废除农奴制的历史必然性。
1860年前后，托尔斯泰曾两次出游欧洲，考察那里的社会现状和教育情况，但其结果令他很失望。两次出访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托尔斯泰将目光再次转向俄国的传统文化，促使他重新在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中篇小说 《哥萨克》和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作品。《琉森》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现象。《哥萨克》写一个青年军官厌弃了城市文明，在纯朴的哥萨克农民中寻找生活理想的故事。但他最终因无法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只好再度离去。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托尔斯泰看到这正是革命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也促使他重新思考人民群众和贵族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1864至1869年间，托尔斯泰创作了卷帙浩繁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随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这两部巨著标志着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入了成熟和全盛时翔。
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走访贫民区、监狱、法院和教会等地，还积极参加了救济灾民的活动。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革命声势的日益浩大，最终使他的世界观由自由派转向了宗法制观念。回到庄园以后，他辞去了县长的职务，参加体力劳动，决心和本阶级决裂。
八十至九十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1863—1885）、《伊万·伊利奇之死》（1884—1885）、《克莱采奏鸣曲》（1891）和长篇小说《复活》等。这些作品仍然多以俄国农村为背景，表现资本主义对宗法制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复活》，它是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活动的总结。因为这部小说讽刺、揭露了官方教会的黑暗，托尔斯泰于1901年被东正教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晚年，托尔斯泰创作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剧本《活尸》（1900）、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等。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仍一再著文抨击沙皇政府的虚伪和残酷，抗议他们对人民的镇压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导致了托尔斯泰与家庭的格格不入。为了实现“平民化”的宿愿，1910年10月28日，经过长期激烈思想斗争的托尔斯泰终于悄然离家出走，完成了他对贵族阶级的彻底背叛。十天以后，托尔斯泰因患肺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他度过一生岁月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战争与和平》（1864—1869）是农奴制改革以后托尔斯泰积极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农民与地主间矛盾的结果。它反映了从1805年到1820年近二十年间这一完整的历史时代，着重歌颂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达到了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为“整个历史时代、人民运动和民族斗争的复现——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人民”。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别祖豪夫和保尔康斯基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主线，在1812年卫国战争的庞大背景下，展现俄国城乡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几乎涉猎了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等。
首先，托尔斯泰突出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托尔斯泰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正义的卫国之战唤起了全体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拿破仑入侵俄国起，在波罗金诺大会战、莫斯科撤退、莫斯科大火、俄军反攻等数次战役中，到处洋溢着人们同仇敌忾、勇于为国捐躯的气氛。是战争的正义性和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在托尔斯泰笔下，爱国主义战争还能改变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安德烈、彼尔、娜塔莎等人物形象中。安德烈是个典型的贵族军官，战争以前他也是个追求功名的人，但在大敌当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在跟着普通士兵同命运、共患难的生活中获得了对生命的新认识，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彼尔是个拥有大笔遗产的贵族青年，但他善良正直，与爱伦的结合为他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是民族的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脱离开个人生活的圈子，在战争中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农民士兵普拉东那种逆来顺受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对彼尔深有影响。在“普拉东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托尔斯泰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托尔泰主义” （即“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最早体现。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笔下最生动最迷人的少女形象。她虽经过与安德烈订婚、受阿纳托尔的诱惑、识破库拉金的面目、与安德烈的破裂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在战争中仍出于本性地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这些乡村贵族的形象，作者突出了贵族阶级先进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作者对地主贵族阶级仍是抱有幻想的。
《战争与和平》交融了不同时空的社会生活场面，集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诸多体裁为一体，人物虚实并存，情节层次复杂，将叙事的冷静、抒情的诗意和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