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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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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主要的作品,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人在这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一个贵族青年的精神生活历程,反映了腐败的专制农奴制政权的深刻危机和贵族中的觉醒意识。

  小说展开的时代背景是十二月党人运动。除了思想激进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外,贵族中的大多数人仍停留在怀疑和迷惑的阶段,他们受到过启蒙思想的影响,曾热烈幻想过美好的生活,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和贵族的天性。他们所具有的很好的文化教养、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面对现实的软弱无力这对矛盾,注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事无成。在《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一些作品中,普希金曾塑造过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贵族青年形象,但尚不具体和清晰,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正是这类青年形象完整的典型,这一形象,被文学史家们称为“多余人”。在揭示造成这类人物性格的社会根源时,普希金又一次展示了贵族资产阶级与人民的关系这一主题。

  奥涅金生活在二十年代俄国的上流社会,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很快在这个充满虚伪、沉溺享乐的环境中成为人们赏识的宠儿。但他不久又厌倦了这种平庸的生活,特别是在贵族中先进分子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开始蔑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外省乡下。但乡下枯燥单调的生活并没有为他排谴去心中的忧郁,他在乡下实行的减轻地租这一所谓“自由主义改革”又遭到邻近地主们的非议。认识连斯基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青地主有自由思想,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在生活观念和精神追求上,他与奥涅金很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朋友。但他们虽同样鄙视贵族社会的道德原则,可又无法摆脱其影响。在上流社会虚荣与偏见的传统所左右下,奥涅金屈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接受了因嫉妒而变得狂热的连斯基的挑战,并亲手杀死了连斯基。

  在对待塔吉娅娜的爱情上,普希金也充分展示了奥涅金的性格本质。塔吉娅娜被诗人称为“我的亲爱的理想”和“俄罗斯的灵魂”,虽然她出身贵族,但她却性格坚贞而果敢、情感纯洁而高尚,是俄罗斯优秀妇女的典型形象。她视与众不同的奥涅金为自己的理想,为追求自己真诚而理想中的爱,他大胆向奥涅金表白心迹,而奥涅金并没有理解塔吉娅娜感情的真正价值。当奥涅金云游四方后,一无所获地回到彼得堡时,塔吉娅娜已成了上流社会争相巴结的贵妇人。塔吉娅娜的这种身份使奥涅金开始主动地追求她,但塔吉娅娜为使自己过去纯洁的感情不受玷污,断然拒绝了奥涅金的追求,深藏起了对奥涅金那份最珍贵的情感。

  奥涅金、塔吉娅娜和连斯基都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人物画廊中的重要人物。围绕这几个人物,普希金真实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画面,揭示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冲突,第一次成功地刻画了复杂而丰满的人物性格,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他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系列的开端。

  《叶甫盖尼·奥涅金》既是小说,又是诗。其艺术形式和结构都非常独特,普希金以诗的语言和高度艺术化的手法,使这部作品堪称艺术上的完美之作。诗人的充满艺术激情和不失客观的描写,在俄国完成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它同时也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一生的创作活动,既表现出了一名正义的斗士勇于向沙皇专制制度挑战的战斗精神,也表现出了作为艺术天才的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艺术美学等各艺术领域中的卓越才能,他的作品被誉为典范之作,他的语言优美而规范,是极其标准的俄语,常被用作教科书,为后世作家学习和模仿,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基石和土壤,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普希金的创作充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性。他“第一个开始以惊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来描写俄罗斯的气质和俄罗斯人民多阶层的生活”,他被称为“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对他的影响,充满了民间文学创作给他留下的印迹。他不仅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扭转了俄国文学过去的模仿之凤,使之走上了发展自己民族文学的道路。

  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体现了诗人与时代的紧密关系。解放运动,是普希金许多作品主题,他那无畏的反专制主义精神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成了“人民所有感情和思想的表现者”。

  在普希金的诗中还充满了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他所使用的语言、他所描绘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画面、他对广大人民智慧和美好品德的崇敬以及对其不幸生活现状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无一不体现出诗人与人民的贴近。

  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他的极其完美的艺术作品,开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也为自己在祖国文学的发展之路上树立起了一尊永远令人仰慕的丰碑。

  第四节 莱蒙托夫

  1837年1月29日,当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传开,俄国社会震惊了。一位青年诗人在悲愤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有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等候你们。

  你们黄金的响声贿赂不动他,他看透了一切思想与行为。……即使,你们用你们的污血。

  也洗不清诗人正义之血。

  这位大胆无畏的诗人,就是莱蒙托夫。他当时是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少尉军官。他以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被公认为是普希金的继承人和俄国诗坛的希望。在写完上述这首《诗人之死》以后四年,莱蒙托夫招致了与普希金相同的命运。他以他的创作和生命反抗了黑暗的专制制度,是三十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与命运的写照。

  莱蒙托夫的创作体现了俄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但与普希金不同,他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上尉军官家庭。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早逝,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监护权。莱蒙托夫在外祖母的大庄园里度过了自己孤寂的童年。1827年,他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并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写下了六十余首诗作。183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思想创作日益成熟,他的诗中对自由的渴望日渐强烈。由于莱蒙托夫参加了大学生驱逐反动教授事件以及考试时与教授发生冲突而被校方“勒令退学”。这一结果剥夺了他转入彼得堡大学的机会,莱蒙托夫愤而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单调枯燥的军校生活并未使莱蒙托夫停止自由地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瓦吉姆》和充满叛逆精神的长诗《恶魔》,抒情诗《帆》、《不是的,我不是拜伦,而是另一个》也产生在此时。1834年,莱蒙托夫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近卫军骠骑兵团旗手,驻扎在彼得堡附近。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生活使年青的莱蒙托夫曾一度眼花缭乱,但这种生活并非莱蒙托夫的精神追求,它仅仅为莱蒙托夫提供了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空虚而腐朽的层面,利用这些素材,诗人创作了诗剧《假面舞会》。

  1837年是莱蒙托夫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普希金之死使压抑已久的诗人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呐喊,这便是著名诗篇《诗人之死》,这首诗使莱蒙托夫的名字好似光彩夺目之星耀然升起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也召致了专制政权对诗人的仇恨和进一步的迫害。1837年2月,沙皇逮捕了莱蒙托夫并下令将他流放到高加索。高加索壮丽的景色和丰富的民间素材孕育了他那有民间歌谣特色的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7)。 1838年,在外祖母的奔走下,莱蒙托夫被召回彼得堡。文坛的盛名和流放的“浪漫”色彩,使莱蒙托夫一跃而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但如同艰苦的流放生活不能使莱蒙托夫改变一样,前呼后拥的热闹场面同样不可能改变莱蒙托夫。他再次向沙皇政府表明了他对专制制度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彼得堡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长诗《童僧》以及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年2月,莱蒙托夫为维护俄国军人的荣誉被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为此他再遭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同年4月,他再度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2月,在获准去彼得堡度假的两个月里,他修改并完成了长诗《恶魔》。

  1841年7月15日,莱蒙托夫的军校同学马尔丁诺夫在受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头目的唆使、煽动下,故意挑衅莱蒙夫并坚决要求决斗,莱蒙托夫无奈应战。决斗时,莱蒙托夫仍寻求讲和,尽管他幸运地成为先开枪者,但他并不想打死对方而冲天开枪。沙皇政府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使诗人被疯狂的对手当场杀害。诗人死时还不满27岁。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如此评介了莱蒙托夫的死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莱蒙托夫被杀害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内容上比普希金更进了一步的诗人。”

  在十余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莱蒙托夫创作了抒情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代表性的名篇有:《诗人之死》(1837)、帆》(1832)、《波罗金诺》(1837)、《祖国》(1841)、《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1841)、《囚徒》(1837)、《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1840)等等。

  莱蒙托夫的诗题材广泛,它既反映诗人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里压抑、孤寂的悲苦心绪,更充满了诗人对现实的叛逆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暴政统治的年月里人民普遍情绪的真实写照,是贵族中一代先进人物的心声。

  《帆》一诗是莱蒙托夫的精神象征,在诗中,诗人表达了既忧伤、孤独,又渴望改变现实的不屈服精神,那“帆”颇有象征意味:

  下面是清比蓝天的波涛,上面是那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祥!

  俄国文豪高尔基在评论这首抒情诗时指出,诗中所表现的悲观情绪是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感情。”

  1837年创作的《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向上流社会公开挑战的宣言。诗中充满对沙皇的仇恨和对杀害普希金的上流社会权贵们的鄙视。这种与贵族社会誓不两立的情绪,还鲜明地表现在诗人后来写成的抒情诗 《常常,我被红红绿绿的人群包围着》中。 《波罗金诺》、《祖国》、《别了,满目垢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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