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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笔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底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着，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章来，文言白话，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文人的笔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夫人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底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