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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1998年第11期。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2000年第12期。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2005年第11期。
·《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2003年第10期。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1999年第8期。
·《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2000年第3期。
·《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1999年第6期。
·《康生相面造冤案》，1996年第10期。
·《张闻天的最后十年》，1999年第4期。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1999年第5期。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2002年第1期。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2005年第4期。
·《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2005年第11期。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1999年第3期。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2003年第2期。
·《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1999年第2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2001年第7期。
·《“文革”中的陈云》，1996年第11期。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2003年第7期。
·《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1999年第1期。
·《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2002年第9期。
·《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2002年第1期。
历史上这位先生
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假洋鬼子”的文学，所谓假洋鬼子，指的是翻译的外国文学，很多拙劣的译笔，倒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笔下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后来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现代作家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真，同时也是指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目的。
检索自己编过的书，几部认为好的小说，都是与历史不隔的，所以能显出一种澡雪精神的劲道。比如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性”不过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废黄河》写的是中国乡村的肉体史；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达》写出了中国城镇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原来好的文学，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文学本就在非文学处。如果细察今天作家们对历史的故意疏远，当代文学的贫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3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现在想来，大概是中学的历史课弄坏了我对史学的胃口，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那些年，史学在我的脑中，就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直到1998年，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才诧异地发现，原来历史还能这么写，遥远的历史读来竟可以如此亲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无知。那一年，史学界出现了像“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等一些观点，着实激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自此，读史、学史成了我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是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我读史，倒不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我读《史记》《左传》，是把它们当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也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过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谢泳等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所以传统治史的一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从我学史开始，关注的一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读了一些著述之后，才感到当代对这一领域研究得薄弱。从这点上，我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谓“独立史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是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我系统阅读的第一部文献是《孙中山全集》，读完后所受的震动是无法言传的。孙先生学问极深，却看似无学，学问与行动中毫无淤塞阻隔之处，这才是真的大学问。他是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所以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与西方现代政治合而为一。他的出发点虽是改革政治，但却期望给民众带来对自然与人生的新体验与新境界。读完《全集》，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本他的白话文集《孙中山在说》。成书后，我未敢在书中写下一字，对于这样的真学问家，我们除了用心感受，还能说什么呢？这本书现在读来，恍为今人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历史这位先生成了我书房里的常客，于是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大往事》。这是《纵横》杂志史料的一个精选本。《纵横》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一份刊物，史料来源是经过甄别的。编书前，我通读了《纵横》15年来的合订本，感触良多。弥尔顿有两句诗，很能表达我的体会：
心灵就是它自身的所在，在它自身中
它能使天堂成为地狱，也能使地狱成为天堂
惟有历史才是实在的，它永不会变化。但有时我们要看清这样的实在，反而很难。如果不愿常常看到令人震惊的事态，就更需要我们去真实地梳理历史。如今我们读历史书，很难体会到历史的当事人，在当时对未来是完全无知的。有时他们做出有悖历史的事，并非出自心中的恶意，而正是这种无知与愚蠢更让我们惋惜。他们忘了还有历史这位先生，它最后会站出来，检查每个人，检查每件事。歌德有句名言，“有些愚蠢应该看作是罪行，因为它招致了千百万人的苦难”，这样的愚蠢，无疑是不可原谅的。编完《大往事》，我想，多研究问题，少研究时代——这一史学训诫今天听来，依然是有意义的。
今天发生的事，在后人看来就是历史。我常常想，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后人在面对历史这位先生时，说出一句这样的评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及“纸生态书系”总策划杨政先生、黄永良先生，是他们的信任使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
2006年1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