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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厥侵忻杀呔成衔┮坏目诎冻鞘校�5500多人口，内迁后只剩下几百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路灯失明，基本上成了空城。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总参谋长黄永胜批示：“告内蒙滕海清、吴涛同志，动员边防部队和派人做工作，动员内迁群众回去，并在边境群众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即使发生中苏战争情况，也应留在边境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不应内迁。”
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他们接到批示后，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机关和内蒙古军区机关各抽调20余人，共42人组成二连浩特市工作队，我被任命为队长。10月11日，工作队抵达二连浩特。只见二连浩特只有火车站、发电厂、边境检查站仍坚持工作。工作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由我全面负责，副队长杜雨主要抓革委会内部联合团结的工作。二连浩特原有干部职工859人，内迁784人，占干部职工总数91。3％，坚守岗位的只有75人。干部职工家属共428户，1517人，内迁407户，1458人，占总户数96。5％，未走的仅21户。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边境紧张的战争气氛；二是从1968年9月以来，二连浩特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的1012名干部职工中，挖出所谓“内人党”及其他变种组织竟达21种之多，370余人被打成“内人党”分子。我们赶到时，中央“五·二二批示”已下达4个多月，但二连浩特市蒙冤的干部职工都尚未平反。
情况摸清后，我们认为只有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入手，才能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我们与二连浩特革委会达成共识后，统一行动，调整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举办落实政策学习班，召开整人的人和被误伤人员的座谈会，以市革委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市干部工人大会。市革委会主任刚敬宗宣读了平反决定，做了自我批评。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工作队讲了话。会后，当众烧毁冤假错案的专案材料。
从平反冤假错案着手，二连浩特的局面得到迅速扭转。我们大力动员内迁和外出的干部职工立即返回工作，以市革委会或单位领导名义，向所有迁往各地的人发了信函，并动员在家未上班的职工上班工作。除一些有特殊原因（例如通信地址不详）暂时未归，在很短的时间内，1012名干部职工返回937人，407户内迁的家属返回195户。
奋战55天，二连浩特市的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停工、停课、停诊局面根本改变。
【到总政上访】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内蒙古军区也被列为军管对象。军管会负责人到内蒙古后宣布，前一时期给“内人党”平反工作犯了扩大化错误。这就使落实政策的工作受到阻碍。1971年6月，我被派往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实际是打算以此为名义将我调离部队。林彪事件后，中央决定“支左”干部逐步从地方撤回。1973年，我被调回军区。1974年1月，我被派往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分管机关和保卫工作。2月的一天，新华社记者侯军到后勤部采访我。我向记者反映了内蒙古军区的情况，包括内蒙古军区的历史沿革，“文革”中的情况，挖“内人党”运动，还特别对军区政委提出了意见。
1976年，“四人帮”垮台。11月，军区政委在一次会上讲，1974年批林批孔时，新华社记者是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而来的，在军区搞了不少非组织活动，号召凡是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要写揭发材料。我也写了材料，但上交后没有回音。1978年3月，后勤部部长齐德宽突然找我，说侯军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已隔离审查。上级要我们立即召开后勤部常委扩大会帮助你，希望你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我听后非常反感。接着召开了为时4天的常委扩大会，齐德宽在会议总结中说：图们向侯军反映情况不属于阴谋活动，是说错话办错事。然后，便按这个口径向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写了书面报告。我保留意见。在此期间，我觉得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必须依靠上级机关，于是决定上访。
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以兄长住院做手术的名义，请假到北京，向总政治部要求予以澄清。郝苏副部长立即派人到新华社找侯军作调查，结果得知，侯军本人与“四人帮”毫无牵连。郝苏看了侯军当年的原始记录后说：“图们在1974年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讲那样的话，说明他有胆有识！”我鉴于内蒙古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那套作法，向总政提出调离内蒙古军区的请求。8月，总政发下借调工作的通知。临行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近百名内蒙古军区的老干部、老战友，他们自发地来为我送行。在他们看来，我能调到军委总部工作，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总政对内蒙古军区干部，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赴京后，我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参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全军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黄玉昆副主任兼任，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任。到任后，我抓紧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政策的各项方针和规定，边工作边摸索，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请教，很快进入角色。
1979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我被调到检察院任职，但每周只去那里上两天班，其余四天仍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6年4月，我调到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后，仍分管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参加过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专题研究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长春会议、北京房山会议，我还到总后勤部、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等单位检查落实政策工作，对军内的这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前后长达7年从事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国家为什么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冤假错案越来越多？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军队内部就有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黄永胜在广州军区制造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夺权搞政变”，株连700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吴法宪在空军直接诬陷迫害了174人，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李作鹏在海军直接诬陷迫害120人，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5位将军被迫害致死；邱会作等人在总后勤部直接诬陷迫害462人，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等8人被迫害致死。
为加强进度，总政办公会议对全军落实政策的工作作了分工。全军落办抓全局和军职以上干部的政策落实，反右派中的冤假错案由总政保卫部主管，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由总政联络部主管。全军落实政策工作，大体包括八个方面：
1、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军受迫害的8万多名干部全部作了平反。
2、对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错误的人员，除去找不到下落的都已作了平反纠正。
3、对1957年定的“右派分子”纠正了98。5％，对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员已全部改正或撤销了原决定。
4、对1955年肃反运动以及其他时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员，凡有申诉的都进行了复查处理。
5、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按被俘后的表现进行了复查，作了复查结论。
6、对金门和东南沿海岛屿战斗中被俘归来人员，除少数未找到本人下落外，其余都作了复查结论。
7、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总政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和1980年1月5日中央6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全军共复查了3819起判刑案件，已平反纠正2680起，占复查总数的72％。
8、对建国以来，全军各级军事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都按有关文件规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有的依照当时的政策法律处理，有的依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法律处理，全部作了复查。经查，“文革”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90％以上是冤假错案，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约占1/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凡冤假错案一律都要平反的精神，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的领导下，经过全军几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的努力，成绩是巨大的。然而，对这些案件进行复查，工作量极大，时间跨度也很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冤假错案发生的背景来看，既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期、反右派时期的，也有肃反、三反时期的。处理这样长时间内发生的冤假错案，做复查平反工作的许多干部，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加上机构多次变动，有些人的案卷材料也找不到，究竟哪一件是冤假错案，需要把所有有关的案卷材料翻一遍才能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同过去相比有许多特点，主要有：第一，从受冤对象来看，领导干部多，老干部多，知识分子多；第二，具有一整套相应的理论、法律和政策，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公安六条”；第三，罗织的罪名花样繁多，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徒”、“特务”等等；第四，从冤假错案的形式来看，许多被判刑甚至死刑，大批被关押，搞有罪推定的“专案组”遍及全国；第五，从受冤的后果看，殃及面广，灾难深重。
1980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治部审判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与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一步了解到大量冤假错案是怎样造成的。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多年的工作为无数受冤的人讨回了公道，为我们党的拨乱反正付出了努力。
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参与纯洁党组织的清理“三种人”的工作。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我为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到任后抓紧立法工作，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同有关部门一道制定颁发了10项军事法律和法规。由于我曾深受冤假错案之苦，又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我深深懂得我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不断加强法制工作。即使离休之后，仍然以笔为剑，宣传法制建设，撰写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多部具有借鉴意义的作品，希望不发生或少发生冤假错案。
二十二、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
齐心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