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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陈云来到工厂，先参观了各车间、班组。这个工厂有1600多人，原先是属于劳改局的，当时划归江西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主要生产化工炼油设备。陈云身穿灰色中山服，黑布鞋，外披一件绿军大衣，走进了厂里。他对工人和干部招呼说：我是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住的地方离工厂有两里路，为了早晨八点钟上班不迟到，他每天六点多就要起床，两年多都是如此。好在上级拨给了他一辆灰蓝色的华沙牌小轿车。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卫星发射回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陈云正好在厂里，他让司机把小轿车的收音机打开，工人们便围过来，倾听那美妙的节奏。有人问：“人造卫星为什么会放音乐？”陈云没有回答这个人问题，却若有所思地说：“其实这颗人造卫星早就应该上天了！”
1970年5月，陈云想了解江西的生产形势，就给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下边的单位去看一看。其后，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安排，陈云到江西洪都机械厂、南昌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等工厂，南昌菜市场、百货公司，南昌第19中学作了参观和调查。还到南昌以外的新余县、萍乡市、南昌县去看了看。在萍乡煤矿，65岁的陈云戴上了安全帽，坐电梯下到几百米的深处，看望了采煤第一线的煤矿工人。
除了下去调查，陈云在江西最多的时间是用在读书上。他从北京来江西时，带了三箱子的书，其中：《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这些书，有些过去读过，这次重读；有些没有读过，这次补上了。
7月，陈云曾短期地回了一次北京。不久，国内形势突变，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是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林彪集团却借机发起进攻，制造出一场新的风波。陈云因为还是中央委员，被通知前去参加。由于身体不好，他便住在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才上山参加。也许因此，他有幸躲开了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引起的株连。而有不少老同志，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贸然表态，结果又遭到事后占了上风的江青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才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回到厂里，工人们看到报上公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猜到陈云也去开了会，便请他讲一讲会议精神。陈云摇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这句话不仅是因为程世清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由他来传达；而且也话中有话。程世清是林彪的党羽，在庐山上，他参加了林彪策划的阴谋，会议的内情，程世清当然比陈云清楚得多，确实应该问他。
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一年之后终于有了分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乘坐“三叉戟”仓皇出逃，葬身于外邦大漠。消息传到基层，已是半个月后的“十一”国庆节之后了。然而作为中央委员的陈云，竟然还是从基层党员干部那里听来的再传达。那天，马骏在厂里听到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急忙骑车赶到陈云住处去，告诉了他。陈云沉思片刻，说道：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一会儿，他又感慨地说：“林彪比我还小两岁呢！”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和林彪曾在东北共同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可以说，他对这个能打仗、沉默寡言的小个子是有很深印象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没有人能预料到。
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揭发林彪的反革命活动。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共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发言，以自己在东北和林彪共事的所见所闻，批判林彪当年在辽沈战役时打锦州的犹豫态度，违背了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至于林彪在“文革”中的武装政变活动，陈云在以后才看到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据此进行了批判。而林彪伙同“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极左罪行，当时还根本不准触动。8年后的1979年，陈云已经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面临着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10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显然，这一评价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来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6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自身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渔一天晒网。”他把工作指作“打渔”，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作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革”带来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