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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在多个场合，邓小平反复点出当时存在的一种片面看法，指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度研讨。出席会议的74人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老干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在开幕会上，胡乔木对决议稿中涉及到的诸如不用路线斗争等说法、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前十年的评价等原则问题作了几点说明。向来以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而闻名的邓小平，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他在充分肯定了一些好的想法和起草组所下的功夫后指出，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是在“四千人大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缺点是长了点儿。他希望政治局扩大会议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然后提交到六中全会通过，在建党60周年时发表，到时候就不要做更多的文章了。
邓小平最后强调，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在几个关键的，也是争论最厉害的问题上做了高度概括，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一直到29日结束。在讨论中，大家对稿子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再进一步修改后可以送六中全会讨论。另外，这次讨论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应充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面貌与贡献；增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的好作用的文字，等等。6月4日，起草组吸收了以上意见，随即改出新的稿子。而对于问题重要而又争议较多的部分，起草组则作了专门的汇报说明。讨论中，有人不同意稿子里面“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说法。程子华说，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比较好。周扬、宋时轮等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个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最后决议定稿时采取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提法。
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1981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他说，总结党的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不少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希望花点时间认真地帮助党总结历史，以便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搞好现代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大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有人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把建国以来每个历史阶段的成绩加以肯定，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个人的责任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使人信服，令人振奋，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许多人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另外，由于决议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包括外国专家也提出不少中肯意见，文稿修改时也力求予以吸收。
通过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统一了党外人士的认识，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顺利通过决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按照会议要求，独立思考，对党负责，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几位常委相继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邓小平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在宽敞的会议大厅。
接着，他具体谈了三点：第一，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第三点，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
在这次碰头会上，邓小平还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说法作了解释。与会同志也纷纷插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一次。
陈云插话说，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
邓小平接着说，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躺在病榻上的叶剑英则亲自给政治局常委和与会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与会人员同意委托政治局常委会定稿，提交中央全会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陈云看后，旋即请秘书转告起草组人员，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充分讨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29日的闭幕会上，陈云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邓小平最后讲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他说，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
《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后，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新突破。《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基础上，初步总结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初步形成。
和1945年的《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以下特点：多了历史的论证，少了一些理论的论证；前者着重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论述较多，对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提得较少。后者虽然只是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用了5000多字，但内容丰富得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