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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责，更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在批判会上，群众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低头站在台上的父亲也跟着举手高呼，喊“打倒三反分子李立三”的时候，他则紧闭嘴唇，任凭拳打脚踢，也决不开口。特别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提出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父亲总是要大声反驳：“我绝不是里通外国分子！”
向他查问其他同志的历史情况时，他十分注意措辞，决不作伪证，以免被红卫兵利用做打击别人的把柄。1967年1月，“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要他“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父亲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介绍了他在历史上有三个阶段和刘少奇一起工作的情况，指出在安源时期刘少奇是“按照毛主席的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并最后强调说：“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为了让党中央了解下面的动向、了解干部的处境，父亲多次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被批斗、抄家等情况。他在信中写到：“总理！现在说我‘里通外国’是批判和斗争我的最重要的罪名……我首先要严肃声明，我过去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后又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但我绝对不是什么叛徒汉奸、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加给我的罪名，是对我的诬蔑！”父亲一再要求中央组织一个专案组审查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向中央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是完全相信这两条原理，一点也没有怀疑的，因此，我也就相信，我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一定会弄得清楚，水落石出。”
起初，华北局的造反派因知道父亲早就不是真正的“当权派”，没有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但是，随着1967年春“文革”动乱进一步升级，对父亲的批斗也从“小范围交代”到机关全体会议、从华北局内部批斗到联合社会上的红卫兵，声势越来越大了。父亲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被迫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精神未垮，身体先衰，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此后，他两腿发软，不能站立，只得长期卧床。北京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休息和暂停会客的证明，可哪能挡得住造反派的“革命干劲”呢！他们仍不断地来家纠缠，甚至不惜采取哄骗的办法，把他弄到外面进行批斗。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几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休息几天。
5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天津来的一小队造反派翻墙闯进家里，非要把父亲拉到天津批斗。父亲断然拒绝说：“我坚决不去！你们要是硬拉我走，我会死在路上，你们要负责任的。”母亲也竭力抗争，为父亲挡驾。恰在这时，有几个威严的军人闻讯赶来给父亲解围，让他回卧室休息，使父母松了一口气。军人耐心地给造反派讲政策、打发他们离开后，第二天又到家里，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批斗的情况及身体状况。父亲十分激动，高兴地对我说：“这肯定是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派人来了！”他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再次来临。
但是，时至1967年夏初，周恩来的处境已十分险恶，保护老干部的余地不断缩小，“中央文革”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5月23日，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6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及外地造反派共56个组织又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挂钩，搜集材料，定期汇报。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李立三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在联络站成立公告上宣称：李立三“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为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老实效劳。”
紧接着，联络站的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华北局连日举行批斗会，母亲也一起拉去挂牌陪斗。身体本已十分虚弱的父亲，此时在家里也得不到安宁，失眠、头昏、不能进食等使他体重剧减，枯瘦如柴。6月19日，有一群造反派（其中有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破门而入，把父亲从家里拉走，非法监禁在三里河一所私人住宅里。他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声称要把李立三“保护起来”写材料，并有组织地到各地游斗。他们的牌子如此之大，据说连华北局机关也要经过一番交涉，才能把父亲临时接出去审问、批斗。
6月21日，华北局又召开一次批斗会，母亲被迫站在台上。两天来，她一直不知父亲的去向，万分焦虑，未想到在会上能见到他。父亲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讲话。散会后，母亲快步向前，拉住他的手，扶他出门。父亲说口渴，母亲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母亲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的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母亲喊了一声：“出来！”母亲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父亲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母亲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这就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1967年6月22日，父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母亲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去世，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这封措辞自相矛盾的遗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共产党员受到摧残时的痛苦和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卫护自我清白的决心。但是，这封信同时又引发许多疑问：大量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监护人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日夜看守，为什么没有防备和制止他自杀？看见他吞服安眠药，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李立三死得如此突然，如此神秘，当时就引发满城风雨。1970年，周恩来专门指示华北局军管小组进行调查，切实查明死因，材料报送中央，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父亲被关进私设牢房时，华北局机关就流传着这种说法：李立三是“活的档案”，必须把他“保护起来”。究竟有什么人想“保护”这个“档案”呢？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封未写完的信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信中，他向毛泽东揭发了中央文革对他的诬陷，愤然写到：“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批准，怎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父亲还提到他在苏联期间曾向康生揭发过王明篡党阴谋等党内鲜为人知的情况。因造反派的闯入，他被迫停笔。他被带走后，造反派马上进行搜查，使这封信落到“联络站”手中，随即肯定要送到中央文革。孰不知康生对自己在苏联的表现讳莫如深，和王明的关系更是他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看到李立三这封信后，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证明，父亲离世后，康生仍未放弃对他的诬陷和迫害。1968年，康生向中央递上所谓“叛徒、特务”名单时，李立三被列为“苏修特务”。父亲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葬登记表上填写的是：“自杀者李明”，并以无人认领为借口，把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至今无法找出。
【在逆境中顽强抗争，母亲坚信会获释出狱】
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整个审讯过程由1967年6月下旬专门成立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过问。据母亲回忆，她的逮捕证就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对此案的重视。
专案组认定李立三是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国内外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这个假案随意定调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名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遭到逮捕迫害。如：社科院苏联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北大副校长黄一然、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林利、北京外语学院院长张锡俦、著名导演孙维世、著名翻译欧阳菲等等。可以说，凡是和我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株连。专案组重点审查李立三和中央各级领导的关系，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力图把“李立三特务集团”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捏到一起，借此向杨尚昆、李维汉、伍修权等同志提出了无端指控。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翻来覆去要求母亲交代的就是和郭绍唐的关系以及她去苏联使馆和几次回苏探亲的情况。母亲说明她和李立三同郭绍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回国探亲每次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去苏联使馆也只为了办理一些手续，绝没有任何非法活动。专案组得不到口实，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打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和毅力。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母亲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至今能站得住脚。“文革”结束后，中央为母亲平反时，赞扬了她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她所写的材料为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