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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就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一个同志讲：可以。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为他坐得靠我比较近，其他人我就记不得了。我来（工作）的很晚，常委的许多同志我都不认识。
张鹏补充说：
我和叶林同志在1977年8月前后先后调回市委机关。原来我是老市委的，叶林同志过去是经委的。当时国防工办、经委、工业系统由叶林同志主管，对于天安门事件，工厂职工对天安门事件有很多意见，有些同志还因此受到迫害，要求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后来，叶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给大家有个说法。
大概是1977年的冬天或者是1978年初的一个晚上，就在咱们谈话的市委大楼，市委召开常委会，叶林同志参加了。那天晚上我没走，就是想听听常委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个什么说法。在开会途中叶林同志出来了，对我说：咱们是不是拟几句话，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一下。他们认可了，咱们好办事，有个凭证。那几句话的内容就如叶林同志所说。
就在叶林、张鹏两人的提议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后一两天，受市委委托，叶林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工业局大会，张鹏也参加了。叶林说：
大会在西直门的首都体育馆开的。一两万人，工业局各单位，而且事先在草图上按照首体座位，分开确定哪个局坐在什么位子。开会的时候，我就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大家平反，大家反映非常热烈。
张鹏说：
首体开完大会后，市委给一些长辛店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还把长辛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迫害老工人致死的几个造反派逮捕了。我想，当时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作为市委怎么给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而是给受到迫害的工交口职工平反的问题，不是整个的。
采访林乎加时，他提到的给工业口平反是毛联珏起草的“一个文件”的说法，在叶林和张鹏这里我们没有得到证实。考虑到毛联珏当时是主管北京市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想来叶林和张鹏起草的“几句话”，在宣布之前，是应当得到毛联珏的同意的。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此期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林乎加还在了解情况，会议大致还是在贾庭三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对此印象很深：
会议期间，天安门事件议论最多，很多清查单位都遇到这个问题。我听说工业系统内部有个传达。那时，我和与会者一起，住在宣武饭店，晚上不回家。关于天安门事件，晚上大家在一起议论的比较多。大家说，对天安门事件要有个新说法。那时，与会者还不敢说到要平反。我根据与会者的议论，还写过一个内参。但是市委也没表态。
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周鸿书回忆说：
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不提“天安门事件”五个字，是因为有顾虑。于光远分析说：
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于老认为北京市委这样做是请示过中央的，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老的“估量”：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稿、报道稿，都上报过中央。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了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一散会，我就跑到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我就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l点钟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穆青回忆说：
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三千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的。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非常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个大事，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与一把手曾涛同志商量。当时曾涛同志正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我接到了总社的电话，我记得是庄重打来的。他说，要我立刻回总社，要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他告诉我，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我立刻赶到总社，到杜导正办公室。杜导正、李峰、舒人、庄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
庄重插了一句：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要讲滋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们争取单发，人家市委不同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讨论结束后，庄重对我说：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单发的稿子，我调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组找了个地方，把单发的稿子写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当时任国内部副主任的冯健回忆说：
把周鸿书找来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后就直接送到我那儿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他看完后，就交给我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
新华社现在发稿与当时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再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事先模写出后，一旦要发，马上就可以发出去。这样，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
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