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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此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人甚至还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城里家中开会，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后来（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同一天《人民日报》以署名“岳平”的形式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已揭开序幕了。“砍旗”之说甚嚣尘上，当时党中央分管宣传口的负责人在会上公开指责此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巨大压力下，会不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呢？如果没有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理论界、新闻界的密切配合，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拥护，这场讨论完全可能夭折。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他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接着，他就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吴江（孙长江协助）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写好后，他寄了一份打印稿给《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熟人姚远方，同时也送了一份给胡耀邦。胡耀邦感到有人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下不为例”，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种文章，怎么办呢？据当时他的秘书梁金泉回忆，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就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得到了罗瑞卿的支持。
有人或写文章，或发议论说，“实”文发表后，在“砍旗”责难的巨大压力下，胡耀邦沉默了，甚至退缩了。吴江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过程中，耀邦不再过问了，显然不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华楠、姚远方也向罗瑞卿报告，编辑部收到吴江此稿。罗瑞卿本来就反对“两个凡是”，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他3月间读了《人民日报》张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5月间读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布置《解放军报》要大力宣传这个问题，所以看了吴江这篇文章，便决定《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做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耀邦这段话说明，吴江文章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反复商量过的。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肯定地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10月3日，中央办公厅有个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位副主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践标准，反对邓小平、胡耀邦和杨易辰等人，地地道道显示他是一个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思想僵化的人的典型，但是他的高论并没有阻止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继续进行。
《人民日报》继8月4日报道黑龙江省委支持实践标准消息后，到12月上旬先后又报道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军区、各兵种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息，报道了理论界、大专院校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消息。
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们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同志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那些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受到严肃的批评，尤其是对康生原来的秘书李鑫，以“两个凡是”为幌子捂盖子表示了很大的愤慨，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样，经过面对面的争论，胜负已成定局。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斗争的决定性大胜利。
回顾1978年，正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要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必然性。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这也是必然性。而必然性是要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场斗争是由谁来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形式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偶然性。但是，辩证法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它的必然性。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创用实践标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问题，并作为重点贯穿党校的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各门课程，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党的高、中级干部进行深入的学习、研讨，就必然使久经考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杨西光这样的老干部受到启发教育，所以他就能以战略眼光发现胡福明文章的重要，就要求胡耀邦支持；他还取得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密切配合，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声有色、不同凡响的，这才引发了一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讨论。这是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把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很多，很繁重，而他把最大的精力是放在准备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上。清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都是为了弄清队伍，解放干部，提高全校教职员工的思想认识，也是为复校作必不可少的准备。跟总参交涉，请他们退还校舍，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都是得到了党校同志们的积极参与，冯文彬和临时党委的同志们则努力协调。耀邦同志认为，开学后教学工怍的好坏，关系到能否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轮训干部、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大事。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来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出要以整风精神进行学习，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完成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党在目前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是：旗帜鲜明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首先是坚持以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为指导，从党校的性质、任务出发，针对“文革”由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和作风不纯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央党校的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是：要使中央党校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为了使大家牢记这个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耀邦同志还把这两句话写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成两块大牌子，醒目地挂在大礼堂的讲台上两侧。在一次欢送学员的毕业典礼上，他希望学员今后在工作中将此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其次，规定了一些重大原则和措施。例如：提倡自学为主，读原著为主。学原著的目的，是要求学员准确而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不至于受林彪、“四人帮”、康生之流任意歪曲的欺骗。自学为主，是要求学员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联系实际，融会贯通，达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目的，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终生受用。当然，由于马列著作有的书比较难读，所以党校教员还要针对书中的要点、难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他们与学员住在一起，欢迎学员随时质疑、探讨。
为了正确理解马列原著，学校让各教研室提出必读的和选读的参考书目，编成《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100万字，作为教材。其中马列原著，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有关同志与中央党校有关教研室的教员一起，重新校对了译文，改正了一些译得不准确或表达得不恰当的地方多处。这本教材的选目，耀邦亲自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为力求书目定得妥当，他本人还尽量挤时间读了其中不少篇章。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这是继承延安整风的好传统、好学风。50年代党中央批准的中央高级党校教学方针也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康生反对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复校后重申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提倡独立思考，实行“四不主丈”，鼓励大家讲真心话：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斗彭德怀以后．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国家的民主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党内党外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大家不讲真心话，大会发言、小组讨论，都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讲，惟恐说走了嘴，招惹是非。这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工作的进步，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