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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攻击周总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康生还诬蔑中央党校的盖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刘少奇担任过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的院长。他还胡说，中央党校几任校长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站。他过去对中央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增强党性）是极力推崇的，如今却一反常态，说它完全是修正主义的教学方针。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杨献珍、林枫两个校长残酷斗争，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诬陷他们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株连了党校教职员工很多人。最后把全部教职员工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康生对他扶植起来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造反派说，你们下去搞斗批改，或者说斗批散也好。军代表说：五七干校就是无期干校，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也可以。康生还把中央党校的校舍几乎全部拱手奉送给林彪的干将黄永胜，作为总参的一部分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但是，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找一个避风港、保护伞。他说：我这些错误活动，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请示、报告过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同意的。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为造反派头头还可以把康生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保护伞。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一个同志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同志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耀邦同志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16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之后，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于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罪行。范若愚、韩树英、陈方华等17位同志发了言。主持这次揭批会的冯文彬同志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历史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党校长期不团结的根子在康、曹。我代表校党委宣布：康生强加给中央党校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康生在党校制造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必须一一平反昭雪，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全党全国的一件重要的事。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纠正过来】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谈何容易啊！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凭着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为全国冤假错案平反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大无畏精神的突出表现。
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知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因事隔十九年，凭我们记忆，有些词句与原文恐不一样），其词曰：“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三百六十斤之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胡耀邦到校后，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件工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了，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有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前担任过副校长，此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一个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