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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机，就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为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上海一伙余党就想方设法地与他联系，了解北京的情况。
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上海的余党就与他联系，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
张春桥一伙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顾党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一些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的亲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四人帮”的上台“抬轿把门”。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进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本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入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一。
祝家耀和张国权也是在沪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张春桥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就将其调到公安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职务。“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过当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传递给上海“四人帮”余党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经过预审后认定，张春桥犯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安插亲信，以达到“改朝换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国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判决书，在张春桥的个人犯罪事实中，却并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
这难道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不愿开口的原因吗？这件事情，不用张春桥开口，法庭自己给“辩护”掉了。
对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在预审的讨论中，我就曾在会上提出，此项不应给张春桥、王洪文定罪起诉为好。当时全国上下都对于“四人帮”十分痛恨，都有一种心情，希望在清算他们的罪行时，清算得越彻底越好。
作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可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我们办的案子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它不但会作为一部历史留给一个政党，同时也将留给一个伟大民族的子孙后代。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所有参加办案的人员所说的，我们办的这件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时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中央组织部到上海选调干部到中央任职，并趁机安插亲信到国务院和军队、人民群众团体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中央组织部也是同意了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调到中央有关部门来的。当然，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实质就是在安插他们的亲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们在法律上不能将此作为篡夺了这些部门的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是合乎组织程序的。
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顽固不化的“四人帮”主犯，法庭同样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张春桥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谜底原来在这里。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健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一同破灭】
1980年7月24日上午9时，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的公安部有关人员，对张春桥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一事进行审问。
问：“张春桥，在你们‘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后，上海的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在事先进行过哪些策动？”
张春桥不答。
问：“你还要交代，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钓鱼台九号楼的住处？你都同他讲了些什么？”
张春桥不语。
问：“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
张春桥不吱声。
问：“现在已查明，9月27日晚九、十点钟左右，肖木奉命到了钓鱼台你的住处，你要他到上海传达你的指令。你对肖木说：‘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还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示意上海帮派骨干要准备大考验，要准备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等五个常委传达了你的旨意，策动上海帮派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张春桥仍然不语的情况下，审讯人员让徐景贤作证，同时宣读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严忠实1980年9月10日的证言是这样的：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任张春桥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肖木到钓鱼台住（处），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说：“叫肖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肖木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肖木到张春桥住处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预审组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一对照，发现这两方面证言相互之间有所不同。
徐景贤等人的证言称：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一个说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一个说是张春桥派往上海去向他们直接传话。两个证言明显相悖，应该取谁的证言好呢？
严忠实是当事人、经办人，证言当然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别法庭在法庭上，却采用了上海徐景贤等人的证言，一来考虑这是多人证词，更有可靠性；二来是他们是武装叛乱的直接组织者，他们对张春桥这两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关系到武装叛乱。
究竟采用哪一个证言更切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呢，这只有让后人去研究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这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呢？通过审判，事实已经清楚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其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李）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