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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这个《纪要》精神，1966年4月，总政治部在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文化部长和创作人员，共249人。我和解放军报的几名编辑列席了这个会议。
会议效仿江青在上海开会的做法，“看电影，批黑线”，按照《纪要》的口径开展大批判。会议先后对60多部电影戴上了“大毒草”的帽子进行批判，并通过座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这些毒草的出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思想文化战线实行专政的恶果”；通过对文艺黑线的揭露和批判，让与会者进一步认识黑线的根子，“就是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把持着思想文化战线的许多领导部门，专给毒草开‘绿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从而让与会者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增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这就是贯穿会议始终的所谓“大破资产阶级黑线”。贯穿会议的另一条线，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红线”，其中包括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学习《纪要》，学习和观摩“革命样板戏”等等。会议在“神圣的光环”照耀下，通过如此这般的大破大立，《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主要内容，很快被与会者的绝大多数真诚地接受了。
当然，当时与会者的发言，并不全是一个调了。有的在讨论《纪要》时，提了一些与《纪要》不尽相同的看法，后来林彪下达了“反击”的指令，立刻就把一些对《纪要》提过意见，表示过怀疑和不满，乃至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了“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大帽子，在会上进行了批斗，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也都相继召开过类似的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文革”初全军最早的一批冤案、错案。
《解放军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作了突出处理，向全军擂响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吹响了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解放军报》奉命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并率先向影片《兵临城下》开刀】
《纪要》对《解放军报》有两条“指令性”的意见：一条是为了适应“文化革命”的需要，让军报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开展所谓“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评论”；二是明确指出：《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文章批判一下。我当时在军报文化工作宣传处当编辑，在《纪要》的“神圣光环”的迷惑下，我们几个分管文艺评论的编辑“满怀激情”地冲锋陷阵了。经过一段筹划，《文艺评论》版于1966年4月12日公开亮相。在这个版的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家都来参加文艺评论》的发刊词。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宣告：“我们的文艺评论要旗帜鲜明，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要抓方向性的问题，抓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抓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刊词宣称：“文艺评论要贯彻群众路线。打破少数所谓‘文艺评论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评论工作者的评论和群众的评论结合起来”等等。
熟悉《纪要》的人，对上述文字可能并不陌生。它基本上是将《纪要》中的话稍加改动搬来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这个发刊词要把《纪要》的有关精神宣传出来，同时也表明，新开辟的《文艺评论》专版将努力按照《纪要》的精神来办。
在首次亮相的《文艺评论》专版上，首先拿影片《兵临城下》开刀。为了贯彻《纪要》精神，还特意将《纪要》中的话改写成一条编者按语。按语武断地说：
“建国十几年来，文艺战线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反映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有一些是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但是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例如：有些作品，歪曲历史真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硬要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本质，而是加以美化。由白刃、林农改编的影片《兵临城下》就是一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美化阶级敌人，为敌人立传的坏作品，这部影片在部队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对这类坏作品，我们必须进行严肃批判。对其他坏影片，我们也要继续批判。”
影片《兵临城下》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它是以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为背景，描述被围困在某城的国民党部队在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其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的内部矛盾激化，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最后迫使杂牌军的师长率部起义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可是按照《纪要》的调子，被无限上纲，戴上了“美化阶级敌人”、“为阶级敌人立传”、“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等政治帽子，被“一棍子打死”。白刃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我军的一位老作家，由此也被打成了“黑线人物”而受到了迫害。
1966年4月18日，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将《纪要》的主要内容全盘端出，捅向全国。它比“红头文件”更迅速更直接更广泛地同广大读者见面，在军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批判升级，“左”灾泛滥】
最初批《兵临城下》的时候，还需要编辑出面约稿，或邀请一些作家开会座谈。批判《兵临城下》之后，特别是社论发表之后，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煽动下，广大工农兵群众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来信中回顾了过去所看过的一些影片，认为还有一系列影片应当批判。这样的来信来稿，每天收到上千件之多，涉及到的影片近百部，可以说批什么有什么。在这样一个被《纪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左”的思潮下，军报在错误地批判《兵临城下》之后，又按照《纪要》的调子，相继推出了《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五更寒》、《桃花扇》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进行了荒谬的错误批判，并统统武断地宣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为了突出工农兵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每批一部影片，就在头条位置，首先发表来自工农兵群众的来信。记得在批《抓壮丁》时，曾收到了一位工人和一位小学教师的来信，他们分别在1964和1965年给地方报刊写过批《抓壮丁》的文章，都被拒绝刊用，理由是：“我们认为这部影片还是暴露了地主、反动派一些丑恶的嘴脸，并且通过喜剧的形式揭露了反动阶级的腐朽生活。从这点讲，它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事隔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看到军报批《抓壮丁》了，就给军报写了信并附了当年被拒绝采用的文章，我们当即把这两封来信、原稿和一组战士的来稿一同编发了。我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条是非颠倒、调子很高的编者按语。按语说：
通过这些来信、来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工农兵对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从来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对在这条黑线影响或控制下所拍摄的影片，是坚决不批准的。他们对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嗅觉很高，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看得最清，分得最明。《抓壮丁》刚刚出笼，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株毒害人民，尤其是毒害年轻一代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并且立刻写了批判文章，表现了与毒草誓不两立、决不调和、坚决斗争的精神。他们较之一些所谓“文艺评论家”要高明得多。在文艺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兵广大群众这支主力军的积极参加，要取得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条按语的基调当然也是来自《纪要》，但它同时也是我读了两封来信后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广大工农兵群众当年“满怀激情、理直气壮”地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只不过同我当年所写的那条按语一样，都是那个年代“左”灾泛滥的产物，发表之后，又对“左”的狂潮起了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的作用。
在“左”的狂潮中，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批《抓壮丁》时，诬称影片“掩盖了阶级矛盾”，“丑化了劳动人民”，“为地主阶级鸣‘冤’叫‘苦’”，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批《红日》的“罪状”是：“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丑化和严重的歪曲”，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恶毒地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批《逆风千里》时则进一步说：“它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影片编导者刮起的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在这一片“左”的鼓噪声中，军内外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老红军陈其通，在40年代因为曾参加过《抓壮丁》的演出，1962年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透骨的解剖》评论文章，宣扬过《抓壮丁》，此文就被作为“反动戏剧纲领”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重点批判。《红日》的编剧瞿白音1962年在《电影艺术》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电影问题的创新独白》，在批判《红日》的同时，也将这篇文章拉出来，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纲领”进行了重点批判。在整个大批判中，党的“双百方针”没有了；在文艺评论中，一贯提倡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棍棒飞舞，乱扣帽子，狂妄武断，把艺术问题随意说成为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