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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战俘没有帮助我们拦截无线电信号,因此我让两个最年轻的军官杀了他。”
“是那样吗?”将军说,“那只不过是两人之间的普通谈话。”小管后来回忆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护着两个美国人,他问上司能否让其中一个来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点头同意了。吉井把华伦。
厄尔带到夜明山上的无线电通讯站那里。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来的战俘,“我不喜欢干那种事情,”玉村回忆说,“因为我知道他对吉米都干了什么。”
玉村是这个战俘的新保护人,华伦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间,这个电台用布帘遮挡着,“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欢其他
任何人来到他的房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华伦和玉村在会客室里工作,“我那时不算太忙,”玉村回忆当时情景,“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收听短波,吉井告
诉我要从他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电台来,督促玉村汇报战犯提供的情报。华伦告诉玉村,他来自“本宁顿”号航母,驾驶“一架单座
的战斗机。”他老家在得克萨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统。他们一起截获附近航母的无线电波,华伦给玉村汇报每天所
得到的情报。
吉井读了玉村的报告并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华伦所掌握的信息远远不止于你向我所汇报的那些。”玉村回忆说,“吉井说如果一名大尉没有掌
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诉华伦,吉井想要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玉村记得那一刻“华伦说他还有更多情报没有告诉我,我可以杀了
他,但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了”。显然,在这场为保护这个美国人的斗争中,玉村想尽了一切办法。几个日本
海军官员甚至不等吉井来管,就过问起战俘的事来,“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喝醉了,”玉村说,“他们想来揍这个飞行员,
在门外命令我把他交出来。我说:”不行,先生们。‘他们说:“我们是军官,我们命令你。’其中一个还说:”你敢
违抗命令,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他拔出剑来。海军军士加贺站起来说,’混蛋玩意儿,滚开,别管战俘的事。‘“
醉醺醺的军官们后来跑到吉井那儿告状,抱怨玉村顽固,“于是我被召到大尉办公室。”玉村说,“他说战俘还是
由我看护,我做得对。”
华伦在无线电监控器前度日时,经常发现有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是新到无线电通讯站
的。他出生于夏威夷,说英语,和华伦一样非常想呆在父岛上。他是二等兵,叫岩竹。
岩竹曾在医院患腹泻,而在2 月19日,有消息宣布:“美军已登陆硫黄岛。情况紧急,所有能行动的士兵需马上回
归原编单位。”他回去“敲石块,挥铁锤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带到战地指挥部,告诉大佐,“这儿有个讲英
语的小伙子。”司令对大佐说:“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讯连,你的工作很有价值,必须马上开展。”
岩竹就在吉米死后不久到了电台,他被介绍给华伦,但显得格外谨慎。
“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
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得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
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
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糊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冲你来”。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
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
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
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
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 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
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
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
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
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
玉村说,“喜剧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收听平。克劳斯贝的节目,”岩竹告诉我,“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平的两孩子在做节目,这两个孩
子对西纳特拉说他们不喜欢西纳特拉,因为‘父亲说你拿走了我们的面包和黄油’。”
华伦收听了许多信息,但却不愿讲出实质性的情报。岩竹和玉村掩护他。“我常对吉井说,华伦工作很努力,因为
不愿他被处死,”玉村说。
但是每个带耳机的人都能听到有关附近硫黄岛上的屠杀报道。日军情报明确显示美军正在歼灭日军,美军方面的消
息谈到截获的土地和日本人的伤亡,美军向硫黄岛的进攻意味着华伦和俘虏他们的人的死期就要到来了。
“我们听到来自硫黄岛许多令人疯狂的情报,”岩竹说,“有一次我听到轮船上的叫喊声,‘紧急情况,我们已被
神风队击中!情况紧急!’我们还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种电码,但不是用英语发出的,直到战后我才知道这
是用纳瓦霍人的代码发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着夜明山顶电台遭受的空袭。“到处是弹坑,”岩竹对我说,“伴随着轰炸有一种无望的感觉。我
们随时准备着跑出去找庇护所。”
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电台的窗外爆炸,“我们去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岩竹说,“华伦跑出去挥着拳头朝美机叫
骂,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华伦留给他的俘获者的印象是满脸勇气。
“我从未听他说过对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却常牵挂他的伙伴(弗洛伊德。霍尔)。”岩竹说,“他会问:”真想
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岩竹又说:“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谈到他女友的时候。他说‘等完成这次任务,我就和她结婚。’只是在
那时,他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岩竹告诉我,“一天晚上我们摸黑进浴室,我近视,摔到一个深六英尺的弹坑里,华伦把
我拽了出来,不停地问:”你没事吧?受伤了吗?‘他就像是营救他的亲密朋友一样,对我这个伙伴表现出真诚的关心,
后来我们用热水浸泡到脖子,’感觉好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
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
行员同行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
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 月16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
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
六英尺宽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
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
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
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
几天,查理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
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饥饿难忍时,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
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
增加点体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
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说卫兵是坏家伙,审讯员是好人,审
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烟。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
说战争初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
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 磅
减到118 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