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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五）七十年代，第七任皇帝拓拔宏即位，他是北魏帝国第一个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当然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使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盲目崇拜，认为汉民族一切都是进步的、好的，而他自己鲜卑民族一切都是落伍的、坏的。崇拜一旦由理智的尊敬升级到感情的信仰，他就自顾形惭，拒绝承认汉民族有缺点而鲜卑民族有优点。因之，拓拔宏决心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民族的文明。
——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的崇拜，如痴如狂。南齐帝国使节萧琛、范云，晋见拓拔宏时，拓拔宏跟两人谈论很久，然后对群臣说：“南朝多好臣。”大臣李元凯气的发抖，高声回答：“南朝多好臣，一年一换皇帝。北朝无好臣，百年一换皇帝。”
弄得拓拔宏面红耳赤。
全盘汉化，第一步是迁都，从鲜卑人居多数的平城（山西大同），迁到南方六百公里外汉民族居多数的洛阳。这是一件大事，拓拔宏在推行汉化运动中是孤立的，只有他的弟弟拓拔勰亲王，在他逼迫下不得不帮助他。迁都大事，拓拔宏明知道无法获得支持，于是，他乞灵于诈术。四九三年，他动员南征，宣称要进攻刚刚成立十五年的南齐帝国。亲统三十万大军，从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北魏此时距开国已一百零七年，漫长的岁月使暮气已深，贵族们已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早习惯于生活的享乐，根本忘了南方还有敌人，更没有扩张国土的雄心，对这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内心充满畏惧。好不容易抵达洛阳，又遇连绵大雨，士气更为低落。
拓拔宏却恰恰选择降雨最大的一天，披甲上马，命继续前进。亲王大臣们围上来，苦苦请求取消这次进击。拓拔宏最初拒绝，后来表示让步，但是，他说：“我们大张旗鼓，南下征讨，却如此不明不白的结束，向国人如何交代。一定要休兵的话，不如迁都洛阳，也可自圆其说。”亲王大臣反对迁都，但更反对南征。两害取其轻，他们勉强同意迁都。
拓拔宏所以把迁都放在全盘汉化的第一步，一方面固然为了加速吸收汉文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心理的，他不愿仅仅作夷狄的君主，还要作中国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国人的君主，就必须把政府设在中国正统国都所在地。
国都既定之后，接着是一系列的汉化措施：
一、禁止穿鲜卑传统衣服，改穿汉装。
二、规定汉语为帝国的法定国语，禁止说鲜卑话。年龄超过三十岁的人，学习不易，准许继续使用鲜卑话，但三十岁以下的人，必须使用汉语。
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拓拔宏自己改姓“元”（我们以后称他为元宏），其他如“勿扭于”改姓“于”、“独孤”改姓“刘”，“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改姓“陆”，凡一百一十八姓，都由复音节改为单音节或双音节。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对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坟墓是重要的向心力。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五项措施，证明鲜卑民族仍有蓬勃的生命潜力来吸收高级文化，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但是下面的两项措施，元宏却作了错误的选择：
第一 元宏把王胡十九国时代中受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庶姓既没有门第，更建立不起来世家，天生的是被统治阶级，纵有极大的学识和才能，也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有头脑的一些大臣曾为此跟元宏争论，但元宏坚持原则；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而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像副部长级位置，必须由第一等膏梁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和郡政府秘书官（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
第二元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主要精髓——礼教，全部接受。鲜卑来自荒漠，有游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以从农业社会贵族阶层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礼教眼光观察，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野，亲切就是失礼。元宏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皇帝和官员们的威严与日俱增，皇帝与亲王大臣的关系，随着宫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于是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其次是婚丧仪式，也跟着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否则就会立刻陷于饥饿。所以大部分官员必须疯狂贪污，积蓄足够的财富，以备父母死亡后度六年的失业日子。
这两项是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却当成宝贝。在本世纪（五）还看不出，到了下世纪（六），他的帝国就要付出代价。
八 奇异的寄生集团当北朝士大夫的门第世家制度，获得重建时，南朝这个根本就没有受过打击的制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诸国继承了晋帝国政权，同时也继承了晋帝国的社会结构。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门第世家，随着大批流亡客，于上世纪（四）移殖到江南。但并不是所有的门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状，像何、杜诸姓，晋政府南迁后就默默无闻，因为门第世家建筑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结合产品，一旦无官无地，门第世家也就消灭。流亡客中的豪族，称为“侨姓”，江南土着中的豪族，称为“吴姓”。
侨姓中以王、谢、袁、萧最为尊贵。吴姓中以顾、陆、朱、张最为尊贵。政权既然握在侨姓之手，吴姓地位当然比侨姓要低。
门第世家制度，在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趋严格和精密。一姓之中，还要再分等级，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支，尊贵中尤其尊贵，诚所谓“万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员根本不可能升迁到中阶层，吴姓固然可能升迁到高阶层，但不能升迁到最高阶层。南齐帝国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曾经考虑任用张绪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宰相工俭反对，他说：“张绪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他是土着吴姓，不可以居这么高的地位。”大臣褚彦回抗议说：“晋帝国也曾任用过顾和、陆玩当宰相。”王俭说：“晋帝国是一个没落王朝，不足效法。”萧道成只好作罢。
王俭不过一个例子，流亡侨姓对土着吴姓的让步，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态度当然更为严厉。高级门第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强而奇异的士大夫集团。宁可使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疯，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会使全体士大夫震动，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坏。身为高门第世家，但比较贫穷的王源，贪图巨额聘金，把他的女儿嫁给富阳（浙江富阳）富豪满家，“满”是标准的平民，更是标准的庶姓。身为大臣的沈约，就大动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弹劾，他说：“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认为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命脉，都有严重伤害。
高等门第世家既结合成一个集团，遂成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结交为莫大耻辱。我们用下列两个例证，说明此一现象：
一件是，本世纪（五）初南宋帝国时，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宏，他虽然姓王，却是庶姓的王。刘裕告诉他：“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必须王球允许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王球是当时宰相，当王宏在他身边要坐下时，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狈逃回，刘裕抱歉说：“我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是，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最宠信的大臣纪僧真，向萧赜请求：“我的出身不过本县武官，请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赜说：“这事由江（学攴）作主，求我没有用，你可去找他。”江（学攴）是司法部部长（都官尚书），纪僧真前去拜访，刚要坐下，江（学攴）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开。纪僧真向萧赜诉屈，萧赜说：
“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结果，像王球、江（学攴）之流的门弟世家，两代下来不给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为乌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拜访中书今（宰相级）王僧达。路琼之的父亲曾经当过王家的侍卫，所以他不仅是庶姓门第，而且还是仆人门第。王僧达并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琼之告辞后，王僧达命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轻蔑。不过这一次端架子的结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应很激烈，吩咐她儿子刘骏把王僧达逮捕绞死。
士大夫是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北魏帝国元宏所恢复的制度，即以南朝现行制度为蓝图，比着葫芦画起来大瓢。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国时，甲姓门第的子弟，二十岁成年后第一次任职，就要当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秘书郎）。这种情形自然产生一种结果，即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固然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时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既没有义务，也没有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平时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战时他们不服任何兵役或劳役，而只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帮助维持安定局面，并从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轻视平民庶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主、政府、国家。君主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