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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跟中国对抗。
然而小和卓木的判断完全错误，判断错误就要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中国远征军强行越过天山南下，山麓一些重要城市的城主不能抵御，纷纷投降。第二年（一七五八），满洲兵团司令（定边将军）兆惠率领他的精锐四千余人进攻叶尔羌，在距城一公里的黑水（叶尔羌河），渡河一半时，桥梁中断，被分为两截，陷于包围。
可是，和卓木兵团既没有攻击用的重武器巨炮，又没有斗志。僵持了三个月，中国援军到达，把兆惠救回阿克苏城。第三年（一七五九），兆惠作第二次进攻，攻陷叶尔羌，大小和卓木向中亚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城）逃亡。经过葱岭巴达克山部落（阿富汗东北部）时，被巴达克山部落酋长杀掉，把人头献给尾追不舍的中国追兵。巴图尔汗国只有四年寿命，就告覆亡。
现在，准噶尔汗国全部领土，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由清政府改称为新疆，即新开辟的疆土——事实上是新收复的疆土之意，并入中国版图。
六 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新疆合并后，中国的领土膨胀停止，但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两个世纪以来领土膨胀情形，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中国的贡献是如何巨大和重要。他们为中国开拓的疆土，较他们上世纪（十七）四十年代从明政府继承下来的领土，要大四倍，我们再用下表列出统计数字：
清政府并不是为汉人开疆拓土，他们纯是为满族人开拓，不过后来不得不传递到汉人之手。而且他们入关之后，坚持自己也是中国人——满族裔的中国人，跟汉裔的中国人，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理直气壮的以中国主人自居，东抢西霸，广置田宅。对其他的各民族，站在满族人的立场，厘定他们的民族政策。
对满族人清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土（东北）作为满族人独占地区，不准汉人出关（山海关）移垦，准备万一演出被驱逐的结局时，满族人可以跟当年的蒙古人一样，能够退回老巢。二是每一个满族男孩诞生，立刻就有一份战士的薪饷，目的在使满族人全民皆兵，专心从事战斗训练，不为外事分心。因为满族人太少，本世纪（十八）不过四百余万，而汉人已有二万八千四百余万，满族人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胜任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
——结果是，一、东北地广人稀，田地大部分荒芜，在东北的满族人遂私下欢迎贫苦的汉人出关为他们耕种，在严密的禁令下，汉人仍不断增加。二、满族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使他们的生活堕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用在战斗训练上，反而用在声色犬马上，成为满族人腐烂的根源。
对汉人清政府完全效法明政府的手段，继续用科举作为武器，使中华民族中所有知识分子比从前更严重的酱在独占性的儒家系统和僵硬的八股文之中。同时对汉人传统的中华民族本位主义，予以打击，强迫中华民族接受多元观念，承认满族人并非夷狄，同样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主人。
对蒙古人清政府利用他们的战斗力，而根绝他们的智慧和知识，也就是彻底的愚民政策。除了阻止蒙古人接受教育和阻挠蒙古人汉化外，还诱使蒙古统治阶层“王”、“公”之流生活靡烂，跟人民形成尖锐的对立，使他们不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的理想。
对西藏人清政府尊重他们信奉的喇嘛教，而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事实上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也没有余力去过问政治。清政府用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鼓励西藏人出家当喇嘛，赋给喇嘛精神上的尊荣和物质上的利益，喇嘛是不准结婚的，在清政府的鼓舞下，本已日渐减少的西藏人，更加速减少。喇嘛教如果继续不变的话，西藏人会走入自然灭种的结局。
对维吾尔人清政府看他们比蒙古人西藏人，要低一级，连谋略性的优待都没有，反而有相当难堪的迫害。满族官员虐待蒙古人、西藏人的事件不多，而虐待维吾尔人，以致激起民变的事件，却层出不穷。而且把新疆看成东北第二，作为满族人发展的专用土地，阻止汉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过去的一些汉人，本来跟维吾尔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清政府下令汉人必须单独居住，不准跟维吾尔杂居。于是每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二，汉人集中汉城，维吾尔人集中回城，绝对不许通婚，平时也不准有友谊上的交往，呈现一种人为的畸形社会形态，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合。
这种情形，在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本土被划分为十八个省，简称为“本部十八省”，以汉人为主，仍维持明王朝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省长称“巡抚”，两省或三省（有时候也有一省）设立一个大军区，大军区司令官称“总督”——也可以称为太上省长。这些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当然全由满族人担任。直到下世纪（十九）中期之后，满族人无力控制全局，才不得不情愿任用汉人。
东北是满族人辫子王朝的发祥地，设立了三个“将军”，一个驻盛京（辽宁沈阳），称盛京将军；一个驻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称吉林将军；一个驻齐齐哈尔，称黑龙江将军。他们办公的官署，称将军衙门。但他们的辖区却没有名目，既不称省，也不称特别区。人们迫于需要，只好称它为省，而把全部满族故土，称为东三省，但事实上并没有省，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由清政府改称为省。满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简陋，只有部落（八旗）观念，还没有行政地区观念。将军事实上是总督兼省长，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和防止汉人移民。
内蒙古，则设立三个官阶比“将军”次一级的“都统”，只管军事。一个驻承德，称热河都统。一个驻张家口，称察哈尔都统；一个驻绥远城（内蒙呼和浩特），称绥远都统。主要任务在镇压蒙古人叛变和防止汉人移民。内蒙古人民则自己有自己的盟长（地区首长）、旗长（县长），享有比汉人稍高的自治权力。
青海，设西宁将军。西宁城在行政上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肃省，但驻在西宁城的满族人将军，却是青海地区的首长，地位跟东三省的将军一样。他统治下的有汉人、蒙古人、藏人，情况比内蒙古复杂。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个地区的首府，设一个“办事大臣”，驻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称库伦办事大臣，驻西藏拉萨的称西藏办事大臣：他们在性质上类似总督，但来办对外国的交涉。在外蒙古境内，与库伦办事大臣并置的，又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职掌跟设于东北、青海的将军相同。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们不直接隶属于办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隶属于他们原来的首长，独立王国的形式继续存在，办事大臣只不过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宁·准噶尔汗国的故都），设伊犁将军，跟东北、青海各将军性质相同。另外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设一个参赞大臣，负责天山南路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事务。
七 朝鲜·琉球·安南跟疆土开拓同时进展的，是藩属关系的加强。藩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被保护国。
疆土的开拓是征服其他土地使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藩属则仍是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称臣进贡，承认中国皇帝也是他们的皇帝，表示对中国尊敬服从，中国则允许他们跟中国贸易。中国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有权处罚和奖励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的加封之后，才算合法。藩属国王也以被中国加封为一种光荣和保障，他用此向怀有敌意的邻邦显示，他已获得一个庞然大物当他的靠山。
——藩属国的元首只能称国王或可汗，不能称皇帝。一旦称皇帝，就等于脱离藩属地位，跟中国平等。在中国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位皇帝同时出现，就等于天上有两个太阳，非拼个死活不可。所以有些藩属，虽然已称皇帝，但为了取得中国的保护，对中国仍谦卑的只称国王。像以东京（越南河内）为首都的大越帝国皇帝，他对中国只称中国所封的安南国王。
朝鲜王国是中国最古老的藩属之一，世界上再没有两个国家能像中国跟朝鲜这么长期的密切融洽。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过去的事我们已叙述过，到了下世纪（十九），中国又为他作出第二次更大的流血牺牲。
另一个同样古老的藩属琉球王国，在十四世纪时，原是三个小国。十五世纪初叶，被其中之一最强大的国王尚巴志所统一，遂即派遣使节，远涉大海，向中国进贡，请求中国保护。它的首都名中山城，因之中国就封尚巴志为中山王。不过日本人的势力，因地理上更接近的缘故，不久也深入琉球各岛。每逢中国使节到琉球时，国王总是下令，命日本人先行躲避起来，在天朝大臣停留在国内期间，禁止人民说日本话，并涂去街市上的日文广告。南第三个古老的藩属，是前面曾提到的对外称大越帝国的安王国。安南第一任国王黎利，于十五世纪脱离中国独立，效法中国对首都称“京”的习惯，把交趾城（河内）改称东京，建立大越帝国，但仍尊奉中国为宗主国。黎氏王朝的政权后来落到大臣郑氏家族之手。郑氏所属的将领之一的阮氏家族，起而反抗郑氏上欺国王下压群臣的作风，在南方的顺化城，宣布独立，另行建立一个广南王国，跟北方的郑氏家族专权的大越帝国对峙，国土从当中分割为二。
本世纪（十八）七十年代，另一个阮姓家族崛起，称为西山党，他们的领袖阮文岳，于一七七三年攻陷顺化，把旧王杀掉，而自称是广南国王。旧王的弟弟阮福映逃了出来，他就是越南历史上有名的嘉隆王。他逃到暹罗（泰国），又逃到富国岛，日夜图谋夺回政权。
西山党既征服了广南王国，新王阮文岳派他的弟弟阮光平北伐。本世纪（十八）八十年代，阮光平攻陷东京（河内），废掉皇帝黎维祁，自己坐上金銮殿。黎维祁逃到北京，向宗主国求救。中国决定出兵，一七八八年，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大军护送黎维祁回国，击溃阮光平的抵抗，进入东京（河内），黎维祁复位。于是孙士毅洋洋得意，认为他的神机妙算超人一等，不再采取戒备措施。次年（一七八九）元旦，正当他大摆酒席，庆祝新年时，阮光平发动突击，远征军溃败，数千人被杀，黎维祁和孙士毅狼狈逃回中国。
但阮光平深知横挑强邻的结果是什么，他预防中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手段，就派遣使节到北京匍匐请罪。恰好中国当时的皇帝弘历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物，对阮光平的恭顺态度，大为欢喜。明年（一七九○），弘历八十岁生日，阮光平又亲自到北京恭祝寿诞，弘历就把黎维祁抛到脑后，而封阮光平当安南国王。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西山党的好景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