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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包括三大块：自然科学（Sciences）、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和人文学科 （Humanities）。人文教育只是文理学院内容的一项。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等等，而社会学、政治学等都属社会科学类。所以，把Liberal Arts School 翻译成人文学院就把这种学院的性质变了，也把这种学院狭窄化了。基于上述三个领域，美国的每个自由教育文理学院都有自己的教育要求，诸如，学生要在三个领域里各选多少门课，才能完成大学阶段教育等等。自由教育文理学院一般是不设“职业性”专业的。比如，宝盾学院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全美排名第五。宝盾学院不设商业专业，学生对商业有兴趣的，只能学经济系的课，拿经济学位。在专业上的这种“歧视”职业性的特色，正说明了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的一个根本教育原则，那就是，不是培养具体人才，而是进行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所谓有教养、有文化的人，而不是培养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这就是自由教育文理学院和大学不同之处。一般大学的大学教育，除了基本教育之外，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培训学生的具体工作能力，为中产阶级的白领工作培训工作人员。文理学院的大学教育重点在Liberal上，也就是这个词的原有含义上——自由。“自由”这个词在这里有几层涵义：第一，自由教育是尊重每个人自由的学习选择。每个孩子的才智都是不一样的，自由教育提供一个环境，让每个人有自由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无论学生是喜欢科学，还是具有语言才能，大学教育所要做的就是提供机会让学生去发现自己。比如，学生可以自己建立专业，我的一个学生希望将来做《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在宝盾学院，他设计自己的专业——一个本校没有过的专业，一个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专业。第二，自由教育是培养有“自由精神”的人，这些人有东西方文明的教养、知识、文化。他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技能，更重要的是有思想、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良好的身体。众所周知，技能是容易学的，素质和教养却不是那么容易一蹴而就的。素质和教养是一个可以感知却不可测量的指标。文理学院把一个不可测量的指标作为教育的宗旨，根本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工程师什么的。因为只有具有素质，才可以使一个人比较容易地进入职业过程。学院毕业后，研究生的学习才是职业训练阶段。全美最好的文理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上研究生院的具体比例，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要比上大学的比例高得多得多。Arts 这个字的翻译更为复杂，因为这个Arts 不是通常我们认为的“艺术”，诸如绘画、音乐等等，而是“skill acquired by experience； study； or observation”和“a branch of learning”的合成词，其意思是：“通过经验、学习和观察所获得的技艺”和“学问的领域 （复数）。”所以它是学习与教育的统一。在这个几乎是无法确切用简短的中文术语翻译的多重意义上，我们只能将就着把Liberal Arts College 翻译成自由教育文理学院，来表明这类学校的性质。
我还可以用一个例子进一步来说明大学和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的历史原因。受大学教育的学生，可能有专业和技能，但是不一定有文化。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的学生，可能没有专业的技能，但是要具有文化的素养和理解力，并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这种教育哲学理念与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的历史极为有关，因为，在综合性大学出现之前，自由教育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的根本，那个时候能受教育的人都是上流社会子弟，教育的目的不是培训他们的技能，而是培养有教养的人，他们是社会的领导人。领导人也许没有具体技能，但是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和文化水平。这一哲学理念，至今是美国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的哲学根本。
第一章 美国大学（6）
正是这一教育哲学思想促成了美国最好的大学教育，主要是在这种学院进行的，因为这种学院注重的是通才教育和素质培养，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精英教育。它的目标就是培养未来的领导人的素质。当然，是不是每个在这种学院中学习的人都会成为领导阶层的一员，那就不一定了，还要看每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发展，大学所能提供的仅仅是环境和机会而已。2002年我在宝盾学院见到从哈佛大学来做演讲的杜维明教授，杜教授在演讲中谈及中美教育的不同时说：“可惜，大部分中国人不了解的是，美国教育体制的精髓是自由教育的四年制的文理学院。美国的根本精神和西方文化的精髓是在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中。”他的演讲自然是满堂喝彩，因为，只有身在其中，明白其味的人，才能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看着我身边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有这样的教育体制，他们成为西方文化和精神的传人是理所应当的。父母把他们送到大学来，目的不只是为学技能和知识，更重要的是来接受自由教育。在一个靠技能谋生的社会，有多少人能以有文化但没具体知识作为受教育的目标呢？也正是基于这个意义上，阶级才呈现了出来。很多人说美国好像阶级划分不明显。而我，大概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事事处处都看得出来阶级的痕迹。在美国，能上得起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美国社会的“贵族”——有钱的家庭。只有他们才付得起昂贵的学费，只有他们才有资本能力让他们的子女成为有教养的人，而不只是技术和白领职工。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绝大部分是私立的，学费昂贵，一般的年学费在三四万美元之间。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是4。3万美元左右。盖蒂茨堡学院每年费用是3。6万美元。相比之下，我家所在的公立的、综合性大学俄勒冈大学的学费，对本地学生来说，一年不到5000美元。所以，就形成了在自由教育文理学院学习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有钱的或有教养的家庭的局面。目前美国最好的自由教育文理学院是麻省的维廉姆斯学院和阿姆赫斯特学院，第三名是宾州的斯沃斯莫学院。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在usnews 网站上查看最好的文理学院排名。我看到许纪霖先生刚刚在《世纪中国》网站发表的文章说：“像斯沃斯摩尔、艾姆霍斯特、卫斯理这些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文理学院，连研究生院都不屑办，一门心思营造优质的本科，每年招收考生的考分，照样不亚于哈佛、耶鲁。美国大学之所以世界一流，不是因为有一批“高大全”的综合性大学，而是有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和斯沃斯摩尔这些风格迥异的学校，它们之中，大部分学科门类不齐全，也不一定有文学院、法学院，然而各有各的特色，有自己的强项，并以自己的看家本领吸引学生拿诺贝尔奖，登上全美大学的排行榜。”（世纪中国，7月19日，《大办文科与“高大全”》）。
我觉得他的论点是对的，但是，他在对美国的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的论述当中，好像还是对斯沃斯莫、阿姆赫斯特、宝盾、盖底茨堡这类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的教育原则有所误解。这类学院并不是不屑办研究生院，去成为综合性大学，而是因为这类自由教育学院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理念，坚信自己教育培养的不是急功近利的某种人才，而是通才教育，是培养人。这就像萝卜就是萝卜，并不想成为大白菜一样，他不是傲慢地不屑成为大白菜，是因为他根本就坚信自己这个大萝卜维生素质量很高，可以和大白菜一样有意义。另外，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目标不是诺贝尔奖，也不是在排名榜上把别的大学比下去，虽然在排名榜上处在前几名也是值得沾沾自喜的，但是自由教育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用我任教的盖蒂茨堡学院教务长的话说就是：“自由教育学院提倡自由教育，培养有自由精神的公民，强调自由教育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的排名不是那么绝对的。但是他们在录取学生时的标准，特别是好的文理学院，录取的标准并不在哈佛等大学之下。在几所不同的大学教过书后，我的体会是，好的文理大学的学生质量非常好，学生爱学习，家庭无论贫富，既使是百万富翁的孩子们，也很刻苦努力地读书。逊色一点的学校，有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不读书，他们玩、喝酒、混事，因为毕业后反正老爹会安排好工作。顺便说一句，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学费高，奖学金也高，如果一个孩子家庭贫寒，但聪明用功，也会被自由教育学院接受，他们通常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有的学生可以不多花钱，也能完成大学教育。美国社会以此保持向上的活力，使源源不断的才智加入领导阶层。事实上，个人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才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这是一个以个人为本的国家。
第一章 美国大学（7）
正是这种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保持着美国最好的大学教育，还因为在这种学院里教书的人基本上都是教授，没有研究生教课的情况，教师力量十分雄厚，而学校的规模却相当小。师生比例是判断大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通常的情况是学生和老师的比例越小，学校越好。比如，多年来一直在全美目前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两个自由教育文理学院，在麻省的维廉姆斯学院，其师生比例是1：9，学生不到 2000人；阿姆赫斯特师生比例是1：8，学生1600左右。两年前排名第五、今年排名第十的宝盾学院的师生比例是1：10，学生不到1600人。而排名第四十六的盖蒂茨堡学院的师生比例就是1：15左右，学生有2400多人。可以看出，从师生比例上就能看出学校情况的好坏来。师资力量的雄厚，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和最好的教授交流的机会。这种学校强调的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强调小课堂，也就是一门课的学生不能太多，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十分密切。也正是这种方式，使学生获益非浅，所以中上阶级的孩子更多地被送到这类学校来，因为，在家族历史上是家庭教师到家庭授课，而现在是教授给十来个学生授课，学生仍是在“吃小灶”。我们都知道，小灶饭多半比大灶的饭好吃一点，并且精致和文化的多。
我不是研究中国教育的，对中国的教育所知不多。我认为对比别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学对探索教育改革的人或许会有所启发。今年我因为工作原因，访问了几个大学，看到的情况是大学越办越大。比如浙江大学，据那里的老师们说，现在的浙江大学是过去的四所大学联合起来成立的，如同“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大炼钢铁一样。谈论到这个改革的老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特大规模的大学持积极的态度。我想起来1999年的一天，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路过一个课堂，忍不住站在旁边听起来，原来老师在讲辛亥革命历史，这也是我常常在美国教授“五四”文学时要涉及的内容之一。我想看看中国的大学，在多年提倡教育改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