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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的业内人士对这种趋势甚感担忧。他们的焦虑是：大多数入市者都太年青，还从未遇到过一个不景气的市场。而且从老观点来看，这些人对市场的判断天真得可怕。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可能血本无归。我们这一代人是无可奈何地接受风险。经验与知识告诉我们，在70年代，你得等上差不多10年才能看到你的投资升值。1987年股灾后，等待时间缩短了。我们能等，我们还很年青。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平静地接受风险的同时，我们完全清楚我们也赔得起。
下面的数据能让人看到资金是如何越来越快地流入共同投资基金与退休基金的。40年代，全美的基金不到80家，总资产为5亿美元。60年代资产上升到170亿，80年代达1350亿，到了1996年，资产就跃升到了3．5万亿。
再来看看成交额的增长。多方机构占了整个成交量的最大比例。基金经理们买进卖出股票——并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随着基金经理们手头可调用的资金越来越多，新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全美基金数同基金掌握的资金量一样令人眩目。1987年，投资者只能在2000多家基金中选择，今天，选择范围已扩大到7000多家。这意味着基金管理的竞争也更为激烈，更趋白热化。各家基金只能花大钱打广告，搞宣传。纽约的英斯汀网络公司的人告诉我：
经营得最好的基金经理与次好的经理在5年经营
期间的业绩差距仅为30个基准点，这好比奥运会水
平的游泳选手之间的差别。这些选手竭尽全力，仅是
为了比对手抢先百分之一秒。今天的资金管理者的情
况与此完全一样。
经营业绩每月都要检查，有时甚至频繁，这就给共同投资基金的经理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都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排名摆在竞争对手的前面。排名的高低将决定他们能给基金吸引来多少资金。由于基金经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的注意力也就不仅局限于买的股票比别人好，竞争扩大到了交易本身，就是说，他们要在实际交易中也要多挣一点业绩分。在这一点上，多方交易商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不仅要注重短期效益，这跟他的经理一样，还要注意降低交易成本位赢利增加。
退休基金或共同投资基金的经理负责将巨额资金导入市场，他们做出购买决定，多方交易商则负责在何地、用何种方法向谁购买股票。
多方交易商与空方交易商从来就相差甚远。多方依赖空方——大银行及大的经纪公司——为他们的买卖提供服务。有时把大宗买卖分成小额合同以不引人注意，有时又干脆一次性大量购进。出于双方最后的不同目的，他们吸引并需要两类迥然不同的人在他们的交易桌前工作。空方交易商很容易被想保成宇宙主宰。干这行需要勇气与意志，要富于进取心。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锋芒毕露。这些交易商被看成是光彩夺目的明星，他们敢于冒险，用大笔钞票承接多方的大宗股票。他们必须聪明过人——特别是那些业主交易商，这些人用公司的钱而非委托人的钱自主决定购买什么股票。
对一般的空方交易商来说，在他们看来似乎虚张声势的交易下面，隐藏着复杂的综合技能。他们是在公司与客户之间走钢丝绳，两边都要求他们尽全力，双方的目的又是背道而驰。这需要强硬的手腕，不妥协的执着，才能胜出对手。还需要得体圆滑的为人处事技巧，才能赢得公司同事的支持与尊敬。
一个优秀的空方交易商背后有一大批幕后人员。空方交易商需要分析研究人员，以取得最佳信息；需要前台交易商与他们一道工作；需要倾听他人的建议；需要大厅里赚钱的合同。空方交易商总在冒险，他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要为公司日进斗金。从整体上来看，空方交易商也是挣大钱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完全同他们创造的利润紧密挂钩。干得好的话，每年能挣数百万美元。这一点也是其工作中最诱人的一面。
然而多方交易商也在奋起直追。他们的观念与技能要求与空方交易商明显不同。这里没有空方所面临的高压。多方是主宰，是资金流向的关键媒介。随着共同投资基金及退休基金的惊人发展，多方交易商逐渐取得了曾属于空方的生杀大权。
惟一尚不能反映多方势力增大的是两者的薪水。尽管薪水一直在涨，但大多数多方交易商仍挣得比空方少。在纽约，一流多方交易商的年薪大概在10万至60万美元之间，但一流空方交易商的奖金一项就令多方交易商垂涎三尺。在伦敦，一流多方交易商的年薪大约为10万至18万美元。多方交易商代表全球个人投资者的利益。这些投资者把本打算存进银行的钱投进了共同投资基金。交易商对投资者有中世纪武士般的忠诚，为他们赚取最大的利润。对于基金而言，若这些交易商善于压低佣金，在开市前抢先从空方处获取消息，也能增加收入。他们在市场上有自己的直接情报来源，这些情报反馈到基金后，就能在战略上推陈出新。若多方交易商们在市场的纷繁混乱中看准方向，就算是一把好手。他们中的佼佼者还用最新科技使自己领先一步。
马特·牛顿的上司彼得·杰金斯是斯库德—史蒂文森—克拉克基金国际业务部主管，他还是证券交易商协会机构委员会主席。被得与多方交易商霍利·斯达克这位多尔顿一格赖纳一哈特曼一马厄公司的副总裁，一道推动着市场演变，在投资基金的爆炸性增长中让金融界刮目相看。他们还是促进市场规则变化的先驱。这两个人都涉足政治，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两人连同投资者研究公司的哈罗德·布莱德雷，时常在证监会游说，起草各种文件，发表讲演，让公众意识到多方力量的壮大，意识到他们的新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能改变游戏规则。在多方看来，这些规则以前都是偏向空方的。
今天的多方交易商手里掌握着庞大的资金，因而他们得看准大买卖。10年前，多方的头寸不过几千上万股，如今则是数百万股。这就造成了一个寻找流动性的问题。钱很多，但流动性不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大机构认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古脑儿都想同时买IBM的股票，然而却找不到有足够多的票的空方。
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多方交易商都要坐下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要决定在哪个市场去买卖证券。以前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中心市场可供选择，现在有了为小公司服务的NAS—DAQ，于是他的选择多了一个。当非证交会成员的公司也开始买卖股票时，他们的选择增加为3个。于是这些多方交易商可从“第三方”购买。
大的经纪公司提供一种被称为“楼上”的服务，为多方提供大额合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开始运用手头的资金与多方迅速达成交易，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在实际操作中，多方会在他们需要时跟任何一方做买卖，只要成交额较大，价钱划算就成。他们最看中的是流动性。他们想立即获得流动性，立即成交。如果英斯汀网络有他们需要的股票，‘他们就去那儿购买；如果机构交易投资系统（POSIT）有流动性，他们就去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进行交易；若交易大厅有流动性，就去交易大厅做生意；若需经纪人来做一笔大买卖，就去找经纪人。多方交易商的选择越来越多。
选择多方一方面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又让多方交易商的日子更难过——他们必须决定选择对象，同时还得密切注视所有可能的选择对象的动态。市场细分能使事情变得更复杂。随着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以及布鲁伯格这类的交易体系的出现，交易商能通过电脑直接操作。交易商身处纽约证交所大厅，当他注意到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上成交股票比市场上的价钱更划算，他就会取消纽约的订单，掉头转向后者。电话十分重要，交易商手边的电话不计其数，一条电话线就是一条生命线。这样，不仅多方的选择在增加，市场运行速度也在加快，市场也更富有变化。交易商们随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捕捉到机会，抓住就不放手。
当然，采取哪种操作方式取决于你的交易策略。不同的交易商的交易方式可能大不相同。要是某交易商想用高存椒，他就会找纽约的投资技术集团公司（1TG），请那里的“量子们“设计一个程序，自动根据投资组合的参数交易。用最简单的话讲，你得让程序清楚什么时候进行交易，如何操作这些交易。程序可以设计得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攻守兼备，自动运行。它能同时处理100种甚至1500种股票。通过Unix操作系统，高效迅速地进行计算，接收信息，处理信息，形成交易单，处理交易单并发送给交易大厅。这种程序还具有特殊功能：比方说在卖单涌出时暂时不买，一旦卖单枯竭时就大口吃进。
若搞人工交易，想买30万股，你就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清楚怎么应付大厅里的情况。要是他发现卖家太多，就会稍等片刻，待价格回落再出手。
如果你是个大基金交易商，想买几百万元的股票，同时也想卖几百万元的债券，你就不可能亲自观察各股的情况。你不得不使用电子系统。你可以通过超点阵（Super Dot）系统把订单发给纽约证券交易所。你还能使用别的电子交易系统，如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或机构交易投资系统来办这件事。
随着资金象雪崩一样压向他们的交易桌，多方交易商不得不辟新路。有的就用“一篮子交易”方式来应付。这是一种系统交易方法，同时买进卖出好几种股票与证券，成交额可达数亿美元。交易商之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是想让股票迅速出手，以便为新的买卖筹资；或是新入市的资金必须立即投入运行；或是想重新组合投资。由于能高速度完成买卖，交易商就能更快地从市场中调出资金，另行他用，或是满足客户对套现的需要。如果没有高科技手段帮助他们分析风险，分析流动性和动荡程度这些“一篮子交易”的基本特点，也就不会有“一篮子交易。”运用电子交易系统，两家机构能直接交易，只支付一笔服务费。彼得、霍利及哈罗德都是电子交易系统的热衷拥护者，因为这样有利于掩盖他们的身份。由于这些人成交量巨大，要是哪个经纪人知道是这些公司在做买卖，他就会先发制人。因为一笔大额买单将抬高市场价格，这不仅会使交易商的经营业绩受损，最终还会让个体投资者蒙受损失。走漏风声或是让经纪人猜到他们的动向都是麻烦事。搞大买卖的人如果不隐姓埋名，大机构就无法以最合算的价格成交。1996年由证券交易商协会国际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8％的受调查的多方交易商经常使用电子交易系统，如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等。彼得这样讲：
科技的进步使得多方交易商距交易现场更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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