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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闻似乎是美国的特有产品。财经电视新闻在欧洲的观众并不很多，因而那里的交易商，一般从布鲁伯格公司或者路透社收看他们想看的新闻。
由于电视新闻几乎是同时传播给全世界的，因而它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挥作用，迫使交易商们立即作出各种决定。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是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影响市场？他们是否应该马上采取某种行动，还是等15分钟再做出反应？
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新闻频道对播出的新闻是否经过编辑加工？假定有一些编辑成分在里面，那么是否准确地反映出了事件的真实性？一般来讲，不搀杂的新闻是难以看见的。如果是如此，那么观众藉此得出的结论或者与人讨论的那种影响，是不是该得出的结论或该产生的影响？
假如上述的推理正确，那么它就必然对投资行为带来影响。多方交易商霍利·斯塔克发现金融电视节目对交易市场产生的效应十分明显：
日本神户大地震及中东油田大爆炸这类事件，对于股市造成的损害是十分直观的。专业交易商都能得出直接的结论。但是，他们仍然要观看金融电视节目，以便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财这些事件的反应。交易商离不开资讯。资讯不一定只能从电视、报纸和收音机中才能获得，还可以从电脑屏幕中得到，而且不间断地对自己的头脑产生撞击。他们可以从数据库中取出发生在10年前的金融事件，也可以得到10分钟前的事情。金融新闻电视在揭发新闻的同时还穿插评论，没有重大事件出现一般不会中断节目。于是交易桌上的电脑屏幕就成了一切事件的汇集点。
显然，这是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一个变革。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获取的有助于交易的资讯少得可怜，因此谣言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谣言要经过一两天才能被验证。现在，是否是谣言只消几分钟就可到得证实。于是也就剥夺了一些人优于其他交易商的交易优势。今天，每个人都在同时拥有同样的资讯，资讯是公开的，不能随意隐瞒。
80年代，贪婪是交易商的形象。它不光表现在金融界，而且以种种方式展现在这个时代的普遍文化中。里根主义与撤切萨主义对“求财观”即财富是可以获得的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过于追财逐利便成为一种谬误。伦敦城与纽约城的经历相似，这两个交易市场的人员相互感染。隐密的事实是，在证交界工作的人挣的钱多得骇人听闻。但他们也慷慨施舍，一边挣大钱，一边大花钱。
过去，在伦敦证交所的车易大厅，要定期举行为慈善事业筹款的活动。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首席交易商菲尔·内森当时就在交易大厅从事交易活动，他清楚地记得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加仑的威士忌酒，放在交易柜台上进行拍卖。今天，筹集善款主要是个人活动。内森是“英格兰之狮”的领头人物。有时，他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到处打电话，为他以为值得一做的事业募捐。交易商们个个都极善于用电话办事。1996年，他就帮伦敦城弄到一大笔钱援助克罗地亚。他和他的妻子率领40人，开着一队卡车，给克罗地亚的难民营送去了10万个包裹。1997年，他领导的团体搞来18个小孩在英国接受手术治疗。他还在同年访问波斯尼亚，监督那里援建的一座儿童医院的工程进展情况。用一周的工作日搞交易，在周末则搞募捐活动资助慈善事业。内森说，他的公司的人对他的这种活动充分表示理解。在伦敦金融界，慈善募捐晚会及体育义赛是经常节目，这些活动同时也给参加者带来了极大的愉悦。
纽约华尔街积极支持为公众喜爱的机构筹款的活动。这些机构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市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我所看到的纽约与伦敦的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纽约所募集的资金，较之伦敦的要多得多。许多套利基金同时也管理着一些慈善基金。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就经管着为城区公益事业服务的慈善基金会。保罗·图德·琼斯也为城区的公益事业募捐。
扎根纽约的乔治·索罗斯也是一位闻名遐迩的慈善家。他已从个人资产中捐出10亿美元给东欧，培训教师，资助知识分子，创办大学以及援助波斯尼亚。从1991年起，他用大量的援助款购置复印机、电动打字机、印刷机、电视摄像机和电脑，交给需要这些设备的人，促进资讯的自由流动。索罗斯的基金会单在1996年一年，就捐出了3．6亿美元。索罗斯的家人也积极地资助纽约市的各种慈善团体与文化机构，花费时间帮助它们解决各种问题。
搞慈善是华尔街的传统。曾任戈德曼·萨克斯公司老总、颇具传奇色彩的交易商古斯·李维，就是一个著名的慈善家。埃里克·森伯格说，古斯·李维会把人叫去，开口对人说，请赞助一点。他的请求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森伯格担任纽约警察体育协会的主席，他本人也经常从他的合作伙伴，包括古斯那儿得到慷慨资助，支持他的慈善活动。
迈克尔·米尔肯在36岁时，与人一起组建了米尔肯家族基金会。这是美国最大的私家基金会之一。这个基金会赞助教育与卫生事业。尤其帮助城里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与卫生机构。1965年，他谈起打破个人之间的壁垒，人与人应该消除隔阂。他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在洛杉玑参加一次橄榄球赛时受到的启发：
当时瓦茨暴动（瓦茨为洛杉矶地区一小镇，曾发生
过一次黑人暴动——译注）刚刚平息，大街上满是装甲
车，上面架着机关枪巡逻。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儿发生
过极其错误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社会与文明，
到头来就没有强大的私人企业制度。
球赛后，他便专注地把自己的时间与金钱，用于帮助居住在贫民区的人。在公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给城里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开了整整20年的数学课。现在，人们都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了。最近，他又把攻克癌症列入了他的资助计划。他捐出2500万美元，成立了前列腺癌症治疗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从全球招揽第一流的研究者、思想家、医生和实验人员来工作。他还找来不少的制药公司支持这项事业，以期早日找到根治癌症的有效方法。
比尔·西蒙将其慈善观，实践到大街上。他不光是认捐．还亲自抽时间去做善事。他和他的家人定期去几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坚持了好几年。他们还带着孩子去一家汤菜馆，下厨煮食，把饭食分发给穷苦人家。他们还给穷孩子们发放圣诞礼品。
西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圣餐牧师，经常给纽约医院的病人送圣餐。他常常花几个小时访问东哈莱姆的库克红衣主教中心，关怀爱滋病患者。1993年，他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谈起了他对捐助的看法：
我深信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对
我们的忠告。有钱人应当把自己看成是财富的受托
者，应该把财富用于全社会的福利。我们必须把自己
的钱用来创造机会与工作，把它们放在楼梯上，让往上
攀爬的孩子伸手就能得到它们。
发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商迈克尔·布鲁伯格，称得上是金融界的科林·鲍威尔（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译注），他在其著作《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一书里，不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告诫企业界的人要不计成本地用各种方法参加捐赠活动。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董会主席，他本人就拿出了6500万美元，资助医药科研、公共卫生及护理，还办诊所医院。他还给钱给联合黑人基金会等机构。单是1994年，他便将价值260万美元的终端设备，赠给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使学生能遨游信息高速公路，学习各种技能，以便他们能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在华尔街工作的非洲籍美国黑人如凤毛磷角。
当我问他对捐赠的看法时，他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相信有钱的人跟我一
样都觉得，当你给博物馆买一幅画，给学校修一间教
室，建一座医学试验室，给穷孩子设一个奖学金，应该
与你购买其他东西没有两样，你应该问自己的是，你买
一辆“奔驰”车得到的快乐大，还是帮助疗救癌症病人
得到的愉悦大。
可惜的是，我以为有钱人捐赠的钱还是太少。许
多人只是说说而已，口惠而实不至，十分吝固。请记
住，纽特·金里奇，比尔·克林顿或罗纳德·里根之流，经
常在我们面前大谈慈善高调，据我所知，他们出手都十
分吝窗。克林顿无非是把内衣、内裤钱省下来搞慈善
而已。
斯坦利·肖普科恩组织了一群人给圣裘德医院筹款。头一年，他只筹到几万美元。到了1996年，他们就搞到了200万美元，修了一座新实验室。斯坦利经常抽时间到圣裘德医院以及其它慈善团体工作。他的女友过去也是一名交易商，若干年来一直利用周末上午陪伴残障儿。他的高风亮节也打动了其他人。有人这样对我说：
无论你信教还是不信教，许多人只想获得。其实，
只问耕耘才是最好的因果报应。只有耕耘才会有收
获。我是从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那儿懂得这个道理
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你就很难理解我们。总
之，我们都慷慨好施。
当上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最高执行官的“英雄”格林伯格，过去也曾是交易商。他被视为纽约的联合犹太人吁请会的最大个人赞助者。他在公司定下一个规矩，每一个常务董事，必须把工资与奖金的4％捐赠给慈善事业。
缪里尔·西伯特则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她建立了一个西伯特企业家慈善计划。公司凡承销新股，其收益的一半，须交给慈善团体。成立的第一年，她就捐出了3l万美元。现在，她一共捐出了400万美元。“这是我们的捐赠方法。我们将把90年代建成正派的十年。”
这些事例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会说，他们搞捐赠，无非想让自己的巨额财富，获得一种税收优惠而已。然而有些人出的钱，却超过他们付税金额的几百万。他们每周为慈善事所开的会，所打的电话，所做的计划，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时候，却是用税收无法抵消的。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这是从他们对工作的双重观点不输就赢中派生出的生活方式。他们过这种生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因此他们很可能习惯于把这种方式，看成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因此他们的平衡，则更易于向另一边倾斜。当然，也可能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出身有某种关系。
《华尔街写真》
＇美＇希拉里·戴维斯 著 曹德俊 付涛 肖荣 张放 译
第六章 三位巨星
本章将讲述三位目光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