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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位置。如果你的位置在最后，你必须反应极其
灵敏，因为等你看到了行情，别人已经早你十几秒看到
行情了。
关键是，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机器，占有好的位
置。我不知道你们看见那种老式的道·琼斯指数机没
有。那种机器的墨汁都要溅出来，我每隔一周都要弄
脏一件衬衫，因为我的地位低，要干给机器换纸的活
儿。
1973年以前，交易商每周都能得到一本图表，你
自己得动手把图表内容翻新。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只
能等到下局五才能看到新的图表。每周的图表都是用
特快专递送到交易商的家里。大家都盼若那个东西能
在周五的晚上或周六的早上到手。
那个时候，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肖普科思最初是想当一名律师，他进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考上了律师．还当了一阵子律师。然而，他觉得律师这一行索然无味，于是踏进华尔街：
易商，造成内部冲突加剧。迪龙·里德没有这么做，莱曼兄弟公司全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个逐步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造成交易领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到了1983年华尔街已被新的个人电脑所淹没。1981年，IBM公司便把PC机推了进来。跨进证交所的新人都熟悉电脑技术。伦敦证交所“大革新”后，市场监管相对放松。这些年是交易商们发迹的好年景。他们为经纪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工商管理硕士过去一度所不屑的证交界，一下成为他们趋之若鸯的地方。
80年代的另一个景像是资金如浪潮般涌入股市，且一浪高过一浪。80年代末，共同基金平地倔起，交易量之高令人咋舌。1987年股市大跌，股民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的。于是，更多的资金流向共同基金。由于人都有跟风的习性，加上广为流传的购买产权、企业兼并等都可以赚钱，使股市热浪滚滚。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垃圾公司债券”大发展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使得全世界都看清了股市原是很有一番作为的。
约翰·古特弗雷奥和斯坦利·肖普科恩在1982年开始炒石油股。油价直线上升，石油股票在全世界所有股市的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斯坦利说：
我们觉得，石油股已经炒得过热。我们购石油公
司的股票只打算炒短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的。1988年的石油股的流动性极强，炒短线的人如此
之多，以至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还是
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股票的清算中心。我们在所罗门兄
弟公司进行的这些短线炒作赚了不少的钱。我们进行
的一些大宗股票交易，主要是为巴塞斯公司做的。我
们与莱曼兄弟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一起，帮助卡
尔·伊卡公司丢掉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重仓。我们
还协助费雪兄弟公司出手了阿玛石油公司的大量股
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进入证交行，就有进行大宗
交易时冒风险的打算。
所罗门公司与约翰·古特弗雷奥都有过人之智。
一旦真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在旁边观
察三四周，或者说，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我们在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
的股票时，也是这么干的。所罗门公司之所以能在交
易与投资上都有长足发展，跟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一代新人，一代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新人，定进了华尔街。当全世界仍为趾高气昂的交易商所把持的时候，这批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交易商，则不声不响地进入了证交行。他们用新技术解决了搞幕后活动的人头痛的种种问题，他们开发出专用软件．扩大了人的技能，使之能在诸如风险套利交易领域大展身手。有一位交易商对我说，1986年她还在大通公司工作，那时，每6个交易商才能拥有一部PC机。而在以后的几年，电脑大量运用于证券交易，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技术曲线的突变使得市场突破各自的地理界限，实现了全球化与自由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突飞猛进。
于是，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的多方交易商，过去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终于第一次跳上前台，聚集在一起谈论市场问题。他们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与宴会厅，而且还在会议室召开正式会议，大谈如何成为一支指导市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人已经远不是70年代那些多方交易商手下的职员形象，他们从一开始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空方经纪人与养老基金的多方经纪人在报酬上的差别是十分大的。他们要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尤其是当他们的桌上已经摆满了金钱时，更是如此。
当然，发生在80年代最大的事，莫过于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在交易市场工作的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都有一段故事向人叙述。在股市崩盘时，有的人傻乎乎地望着屏幕，不知所措；有的人聚集在交易室，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唤，上帝！你能相信么？噢，上帝！”真是天下大乱。在交易市场工作了20年之久的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损失是巨大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内外的人气。斯坦利·肖普科恩还记得交易所当时的情形：
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
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
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
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
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
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
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
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
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
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
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
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
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
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
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
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
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
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
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
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
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
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
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
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
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
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
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
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
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
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