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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好！我想这两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谈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无非是引出来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主体精神，两种主体精神。一种我们可以说，用我的话来说，把它叫做协调的现实精神，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超越的浪漫精神，或者按我们现在学术界的观点来说，一种我们把它叫做伦理文化，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宗教文化，或者我们说，是一种注重于内在的道德修为的一种文化和注重于人和上帝之间，那样一种超越的信仰的，这样一种文化 ，这种差别，这只是我们引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接着这位同学的提问，我想就他这个提问，我就开始来展开，中西文化我们来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看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个什么样的精神，那么西方文化又是一个什么精神，以及这两种精神，对于中西的传统社会，注意我说的是传统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影响。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也是先来谈中国，可以说中国文化，确实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官方皇帝都要祭天，封禅、 拜祖 、祭孔，进行这些重大的活动，乃至于西方人也觉得，那你这些东西不也就是一种宗教吗？但实际上呢？可以说儒家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说，我们谈中国文化主体精神，是儒家的文化精神，那么儒家知识分子，大凡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心中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从周公旦那个时候开始，《周易》里边就有这样的话，叫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属于神道，也就是说天、神、鬼，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教化，叫神道设教，就是我们相信鬼神，说到底无非只是为了劝勉大家从善，是为了教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我们才需要，拉出一个鬼神这样的一种幌子来吓唬老百姓。这一点，儒家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表示非常清醒，神道设教就是我们相信鬼神，无非是为了教化老百姓，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里边大凡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一般我们说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大凡都是不信鬼神的，或者他们说鬼神，只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当然就容易相信这些东西，而且你把它描述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把它描写，为什么18层地狱那样一种上刀山下火海这种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的道德行为，是具有很重要的警戒作用的，对吧。所以大家都害怕了，所以当然就尽可能向善了。所以它主要是，神道设教这样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始终认为中国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那种神鬼那些东西是说给老百姓听一听而已的，真正的儒家分子，他们是不相信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同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内敛的过程，它同时也有个向外，就是我们说了，中国人真正的功夫，好像虽然看起来是正心诚意，但实际上是放在修齐治平之上。是的，确实是这样这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内敛的过程，是指中国整个先秦文化，经过殷、商、周代向儒家，是如何转换的这个过程，但是至于这个文化精神形成以后，就是那种自觉的，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成以后，每个人就只需要从自己内心中间去发掘，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你只要从我做起，从我的内心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我们的日常事件，从现实世界做起，那么最现实的，无非就是道德修养，无非就是正心诚意，是吧。修身，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为和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所以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那么这样，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至于过分地由于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所以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固然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也有很多比较，可以说摧残人性的东西，这当然主要是从宋明理学以后，是吧。来越多地强调，“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些东西，它把它变成外在的一种规范了，这和儒家本意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由于关注现实、关注于道德、关注于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而且儒家知识分子，有他非常强烈的入世精神，所谓“忧患意识”，所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所以他老是忧心忡忡，老是在忧国忧民，所以这样呢，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儒家知识分子，他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实践活动中。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的繁荣昌盛，可以说相比起西方中世纪来说，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辉煌的，非常繁盛的，同时它也不是有很强烈的，一种向前的追求的欲望。像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边说的，说“中国人他是随遇而安，得到一点快乐，他就享受一点快乐，他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逐。”中国人不像这样，他老是就是有一点就享受一点，所以这样也导致了中国文化固然在中世纪，在封建时代曾经繁盛，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弱，尤其是当西方迅速地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是每况愈下。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既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繁盛，起到了倾心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近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
同样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看西方文化，那么我们说，西方文化它恰恰相反，它走向另外一个维度。由于我们刚才说的，基督教这样的一种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世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那么这样我们说，就导致了一种宗教迷狂。这个宗教迷狂以后，尤其是到中世纪以后，我们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因此我们说在早期，基督教当它作为一种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一种宗教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有些少数的圣徒，能够洁身自好，成为一种道德楷模，这个并不足为奇。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态的时候，普遍的这个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早年那些修道士，那些圣徒们都做到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对吧。维克多。雨果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耳朵听到魔鬼的声音。”人实际上就是在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之间一个撕扯的过程，罗丹有一幅雕塑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人从动物中间正在挣脱出来，那么这是对人最好的写照，我们人可以说有一半是动物性的，有一半是神性的，那么我们这个神性的东西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的东西把我们往下扯，那么人始终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痛苦的撕扯过程中挣扎，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现世人生，那么我们说，既然人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像上帝，神那样地完全是超脱于物质、超脱于肉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它不尽人情，所以如果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每个人都认为，只有我彻底抛弃现世世界，我的灵魂才能升上天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都这样做，我们说这个世界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由于基督教的理想过分地高尚，过分地纯洁，其结果就导致了，人们不可能完全达到，那么不可能达到怎么办，那么人实际上就在一种，我刚才说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和向下的力量，双重撕扯之下痛苦地挣扎。这种普遍的痛苦，最后导致了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是什么呢？就是普遍虚伪。所以在中世纪中后期后，我们就看到基督教世界，整个堕落、腐化、普遍虚伪，满嘴里边谈的都是崇高的理想，崇高典雅的理想，但实际上都是蝇蝇苟苟的一些勾当。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边看到的一些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中世纪晚期，可以说基督教，本来是按照理论上来说，它是上帝设在人间的一个梯阶，引导人们灵魂上天堂的一个梯阶，结果却成了一个向人们敞开的通向地狱的大门。天主教会成为最腐朽，最黑暗的场所。用彼得拉克，14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的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基督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所有的污秽，所有肮脏的东西，无不出于这个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所以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既然这种理想和现实，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相互撕扯的一种绝望的境界。因此它就只有一个办法，那么就是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那么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要不然就是抛弃了那些虚无缥渺的崇高理想，而实实在在地像一个人一样地追逐物质生活，打出罗马的一句口号叫，“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也是彼得拉克当时的接过来的一面大旗。那么这样，这种倾向就导致了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还一个就是我们真诚地信仰，这个信仰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但是我们不必拘泥于那些外在的东西，是吧。应该享受人的基本的七情六欲，我们不应该漠视它，我们应该正视它。人毕竟是有血肉之躯的，不可能像上帝，不可能像神那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把纯正的理想和一种道德生活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倾向就导致了宗教改革。那么这个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问题，我想关于这部分说完了以后，我想待一会儿呢，我可能最后要讲一讲，关于中西文化的近现代化问题。下面，我想同学们要是对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