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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部队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久留这里，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反对，他说红军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张国焘为此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他主张的两个方案：一是往西进入青海、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后再回来；一是往东南，向川陕豫发展，也就是回到红四方面军原来的老根据地去。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向西的行动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至于往东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进攻的方向，这只能在与南京方面谈判彻底破裂之后才能考虑。
北上，与中央的会合近在眼前，张国焘对其政治前途的担忧也达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为了确保陕北根据地，只有一个师南下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张国焘突然觉得转机出现了：原定计划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北上，共同对胡宗南进行夹击，而现在红四方面军要单独与胡宗南作战了。于是，张国焘决定将北上静宁、会宁的计划改为西渡黄河。
静宁、会宁均位于甘肃北部，从那里再向北就进入宁夏了。
而西渡黄河将进入人烟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了。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一旦西渡黄河，对于已经东出甘南的红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将即刻失去侧翼与身后的策应。二十五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关于目前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红二方面军请求红四方面军暂时不要立即西渡黄河：“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制定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致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而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行动。一、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紧接着，向西探路的先头部队派人回来报告说：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怕是异常艰险。
张国焘终于知道大势已去。
九月二十九日，朱德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路纵队，由甘南向北面的通渭、庄浪、会宁和静宁前进。第一纵队的第四军是先头部队，他们刚刚到达通渭县城，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了上来，鲁大昌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方向压来。为了避免敌人纠缠，尽快地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第四军一个昼夜急行军二百三十里。北上沿途全是黄土山坡，村庄极其罕见。在连续的行军中，官兵在忍受极度疲惫的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缺水。出发第三天的时候，红军官兵终于看见了一个小茅屋，只有一个老婆婆住在里面。经过官兵们的解释，老婆婆把她积攒下的半桶浑浊的雨水和一小罐蜂蜜送给了红军。官兵们每人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蜂蜜和剩下的水混在一起全部给了伤员。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在会宁附近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会合了。在那个秋日晴朗的天空下，最先拥抱在一起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和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庚。
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占领通渭，使红军总司令部顺利地通过西兰公路。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到达了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中国西北部偏僻的会宁小城一下子成了红军之城。满城的红军无不兴高采烈，来来往往的任何一个红军，无论过去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晚上红四方面军十师和红一方面军一师聚集在县城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的红军官兵激动万分的时刻。尽管官兵们并不清楚中国红军的会合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但是他们知道中国红军主力一旦会合在一起未来就会无比光明。
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于会宁城的时候，红二方面军正在北渡渭河。
在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后，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北进。
红二方面军单独突围北进，被贺龙称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敌人大军夹击而来，残酷的战斗不可避免。第三十二军在成县阻击王钧部。敌军火力强劲，阻击阵地很快告急。为了把敌人的攻击遏制住，掩护大部队突围，四师十二团和六师十八团奉命增援。两个团到达战场即投入了战斗。十八团在团长成本新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击，但是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在十八团的冲击道路上打出了一片火海。十八团新任政委周盛宏被爆炸的气浪抛出去一丈多远而阵亡，团长成本新再次负伤。敌人越打越多，从红军的阵地上看下去密密麻麻，而十八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但是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十八团就是不退半步。最后时刻是已经分不清敌我的肉搏战。十八团二营十五名干部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三营全连一百多人仅剩下几个人。
红二方面军担任突围后卫的是由师长张辉和政委晏福生率领的十六师。部队出发没多久师长张辉就牺牲了。到达盐关镇时，十六师再次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为了掩护主力北进，十六师在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誓死不退，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正指挥着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转移。红军的顽强和敌人的疲惫使战斗最终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十六师参谋长杨旻和政治部主任刘礼年先后负伤。师政委晏福生一个人指挥部队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呼啸而至，落在晏福生的身边爆炸了，断了一条胳膊的晏福生倒在地
上，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对警卫员说：“你负责把这个带出去。”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驳壳枪给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枪很好使，你带上！”然后，晏福生严厉命令他身边的官兵赶快突围。警卫员和战士们不肯走，晏福生喊道：“你们好胳膊好腿，革命需要！把我的枪给我，谁不走我就枪毙了谁！”官兵们把昏迷的晏福生藏在灌木中，走了。
前边就是渭河。
连日的大雨使渭河河水猛涨。红二方面军两翼没有掩护，前面也没有接应，岸边找到的船只根本不够，官兵们就往汹涌的河水中跳，不少人瞬间就被河水卷走了。更严重的是，两个旅的敌人已经包围上来。过了河的红军官兵上了岸就开始阻击，仍没过河的一边向河边撤，一边回击追击的敌人。整个部队被牵制在渭河两岸，掩护、抢渡、阻击同时进行着，部队出现巨大的伤亡。
渡过了渭河的红二方面军顽强地向北前进。
王震得知了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伤的事，立即派刘转连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返回去寻找。战斗已经结束了，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刘转连没有找到晏福生。回来报告了王震，王震说：“让我们为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经是红军官兵第二次为晏福生“默哀三分钟”了。在去年四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四十九团政委的晏福生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追得太远了，没能及时归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团长提议为他默哀三分钟，红军官兵们刚把头低下来，晏福生回来了，身上挂着好几支枪。一个多月后，驻扎在黄河边的萧克接到了一个报告，说是有个流浪汉被老乡用门板抬着送到了红军这里，因为门板上的人自称是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萧克说：“立即抬到军部来！”门板从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坡上起起伏伏地抬了过来，还没到走到跟前，萧克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已经脱了相的红军师政委，他大步上前，一把抱住晏福生说：“你受苦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贺龙在平峰镇（宁夏西吉县）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见到他仰慕已久的中央红军的军事将领。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了。两军的红军官兵彼此见到的那一刻，双方都向对方跑过去，红一军团一师的官兵手里还拿攥热乎乎的土豆。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交界处。
而国民党军正加紧准备“通渭会战”。
蒋介石认为红军长途跋涉，人马疲惫，虽然三路会合，但是伤亡累累，粮弹奇缺，处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基本上再也无路可走，正是集中歼灭的好时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促变化，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日益紧迫，这也许是消灭红军最后的机会了。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军近二十个师，分兵四路，北堵南攻，企图把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界地区。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西安。
蒋介石把他制定的战役计划称之为与共产党红军的“最后五分钟的决战”。他甚至打电报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说，在彻底消灭了红军之后“收编者不得超过五千”，其余的“一律铲除”。
十一月十五日，甘肃东部，红一方面军已经移至豫旺堡以东地区，红二方面军到达环县西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豫旺堡以东的萌城地区。而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军，王钧部因军长病逝到达同心城后便停止了推进，东北军王以哲部在胡宗南部的右翼向豫旺堡缓慢推进，只有胡宗南部兵分三路，孤军深入，在向豫旺堡方向展开。
十一月十五日，中革命军委向红军总部下达指示，要求红军主力：�